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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著作中的论、序确实体现了“清通简要，得其英华”的精神。如《后汉书·党锢传》序就不单议论后汉，而是从春秋以后世风的变化谈起。范晔的有些论断，从今天的角度看，也还是站得住的。他的史识正是南方学术倾向的特征在史学方面的体现。而北方魏收的《魏书》列传中的论、序，往往是就事论事，拘泥于一人一事论其功过，没有通观全局的评论，看不到敏锐深刻的高见卓识，议论的思辨性也不强，确似显处视月，广而难周。史学之外，周先生进而又注意到南北文学、佛教方面的不同。他说，文学上，北人理胜其词，南人文过其意。佛教上，北方重修行实践，南方重思索辨析。这都与史学上的南北不同有相通之初。在这个基础上，他最后说：“我曾有一种想法，认为文化可分三个层次：文学、艺术、思想等属于狭义文化；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不同文化领域内，还可能潜在有一种共同的素质，贯串于各方面，名之为深义文化。南朝和北朝各自在史学、文学以至宗教等领域内的共同相通之点，也可帮助证成我的看法吧？”
这篇文章的特色是作者没有具体考证什么，而只是从宏观的角度比较了南朝、北朝史学的相异之处。与文学、经学不同，史书中记载当时史学上南北相异之处的材料并不多。他在史书的论、序上找到南、北可资比较的因素确属不易。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眼光锐利，而另一方面也与他多年的积累分不开。为说明这点，我们有必要从他早年的《魏收之史学》谈起。
在《魏收之史学》一文中，年轻的周一良先生做了大量细密的考证。《魏书》向来有“秽史”之名。而他认为“《魏书》大抵仍因旧史，后人心目中若谓全出伯起之手，故得肆其曲笔者，误矣！”他拿《魏书》与《十六国春秋》、《晋阳秋》、《续晋阳秋》逐条对比，发现《魏书》所载“十六国事大抵盖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也。”“至于东晋诸帝传，与《世说新语》注、《太平御览》等所引诸家《晋书》校，独合于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 这种从史源上辨析的方法虽然很费力，但却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既然很多具体记载都是前人所写的，魏收自然不能为此负责任。关于魏收的讨论虽然结束了，但在这个基础上，几十年来他始终没有放弃这种细致比较的研究习惯，最终，他有把握地说道：“古人修史，基本史实的叙述大体因袭前人著作为多。如袁宏《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而所记史事与范书无大异同，说明出自同一来源，而且取舍大致近。……沈约《宋书》亦多本于徐爰等之旧史，故百卷之巨帙一年而成书。但是，除去体制编排之外，纪传体史书仍自有最能体现作者特色的地方，就是序或论部分。”
回过头来看，如果不是他早年研究魏收时发现《魏书》大抵因袭旧史，如果不是沿着这条路继续走，进而发现“古人修史，基本史实的叙述大体因袭前人著作为多”，他就很难把注意力转移到史书的论、序上来。如果没有意识到论、序是最能体现作者特色的部分，他就很难意识到要从这个方面来比较南朝北朝史学著作的异同了。因此，此文看上去虽然只是宏观议论而没有具体考证，但实际上这是以几十年的大量细致的研究作为基础的。
周一良先生精通中外历史。这对他研究史学史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说“最早的历史记载，大约都是依年代顺序来叙述。这符合人类思想的脉络。东西方史学著作的发展，也与此相适应。中国最早的历史《春秋》是编年体。……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如公元前五世纪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都是按年代顺序撰写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的罗马史，更是明确的编年体史书。……在日本，除去记载神话传说的《古事记》之外，第一部历史《日本书纪》出现于八世纪初，也是编年体。” 广博的知识背景使得他能够在中外历史间纵横驰骋并进而寻找到新的思考线索。
在文学领域内，文学史是极受人关注的，但是在史学领域内，史学史却有些受冷落。这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应该的。周一良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相信，后来的研究者必定会沿着他的这条道理继续前进的上一页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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