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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形成的。就宋代历史的研究状况而言，与先宋时代的历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宋以前的历史，古人已有研究，而宋以后的历史则不然。元明清三代只有史书的编纂和史料的考订，没有史学可言，所以在本世纪之前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宋史研究。
张荫麟（1905—1942年）是本世纪宋史研究的先驱。从20年代中叶起，他先后发表论文20馀篇，宋史研究的不少课题都是由他发轫的。但由于英年早逝，未能取得更大成就。邓广铭晚年谈及张荫麟时，说“张是清华大学的才子，陈寅恪很赏识他，但张教书、治史都不成功”。[22]对他评价很低。公允地说，张荫麟对于宋代史学的首创之功不应埋没，但他的成就和影响尚不足以使宋代史学形成为一门规模初具的断代史学。
宋代史学体系之建立，始于邓广铭。至40年代，邓广铭在宋史学界的权威地位已经得到史学大师们的承认。1943年，陈寅恪在为《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评价说：“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正》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23]1947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做了一番全面的回顾，其中在谈到宋史研究的状况时说：“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其《宋史职官志考正》已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及论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宋太祖太宗授受辨》、《宋史许及之王自中传辨证》。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张荫麟先生亦专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发表的论文看来，其成就已很大，仅次于邓广铭先生而已。”[24]至40年代末，由于邓广铭的努力，宋代史学在中国史学中可以说已经独树一帜。
今天，邓广铭教授早已被公认为本世纪宋史学界的学术泰斗。最近，周一良教授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在邓广铭90诞辰的时候，他曾想写一篇文字，“主题就是‘邓广铭是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其理由是：邓广铭的宋史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不像一般学者那样只偏重北宋，而是南北宋并重；不但研究政治史、经济史，也研究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甚至还笺注过辛词，这在宋史学界是无人能比的。[25]邓广铭培养的第一位研究生漆侠教授，对他老师的学问的评价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他认为“真正能够盱衡天水一朝史事的”，唯有邓广铭先生；“宋辽夏金断代史方面的通才”，也只有邓广铭先生一人。[26]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邓广铭教授究竟占有怎样一个位置？自新史学诞生以来，中国出现了五位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他们可以称得上是通儒。其次是在某个断代史或专门史领域获得最高成就、享有举世公认的权威地位者，也不过那么三五人而已。如唐长孺之于魏晋南北朝史，韩儒林之于蒙元史，谭其骧之于历史地理，以及邓广铭之于宋史。
除了宋史之外，邓广铭教授的研究领域还涉及辽金史，尤其是有关宋辽、宋金关系的问题。他对辽金文献史料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如关于《辽史·兵卫志》的史源，关于《大金国志》和《金人南迁录》的真伪等等。虽然他对辽金史的问题不轻易发表意见，但实际上他有很多精辟和独到的见解。譬如乣军问题，是辽金元史上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他早就认为辽朝并无所谓“乣军”，某部族乣实际上也就是某部族军，这一论点后来为他的学生杨若薇博士的研究成果所证实。
在邓广铭教授一生的著述中，最主要的是四传二谱，即《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岳飞传》、《王安石》和《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手册》中，邓广铭教授在自己的“学术专长”一栏填的是“隋唐五代宋辽金史、历史人物谱传”。[27]这可以看作是他一生治学方向和学术成就的一个自我总结。他在追溯自己的谱传史学情结时，说他自青年时代读了罗曼·罗兰的传记作品后，就“动了要写一组中国的英雄人物传记的念头”；及至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后，“我就发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用文学体裁写历史”。[28]后来胡适的“传记文学习作”课则将他最终引上了谱传史学的路子。
周一良教授在评价邓广铭的学术成就时写到：“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几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出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少有人既能研究这一段历史，又能写这一段历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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