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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我请周一良教授就这段话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他解释说，满清一代学风朴实，尤其是乾嘉时代的学者，在史料考订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写历史；现代史学家中不乏高水平的学者，许多人都能做出扎实的研究成果，但却极少有人能够写出历史。这就是邓广铭先生的不同凡响之处。
在邓广铭教授的四部历史人物传记中，以《岳飞传》和《王安石》花费的心血最多，也最为他本人所看重。《岳飞传》一书初名《岳飞》，是1944年应重庆胜利出版社之约而撰写的，次年8月15日此书出版之时，正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这使邓广铭教授终身难忘。1954年，他把这部书作了大幅度修改，订正了许多旧史记载的错误，并改名为《岳飞传》出版。粉碎“四人帮”后，他又花了五年的时间，再次改写《岳飞传》，此次修改的幅度比上次更大，改写的部分占全书的90%以上。《王安石》一书初版于1953年。由于文革中写成的那部《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遂于80年代初修订后再版。但此次修订本并没有作太大的改动，“儒法斗争”的烙印依然比较明显。因此在年过80以后，邓广铭教授又四写《王安石》，对此书做了彻底的修改，在史料考订和辨伪上下了很大功夫，篇幅也增加二分之一以上。
除了上述几部谱传著作之外，《稼轩词编年笺注》也是一部高品质的传世之作。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手册》中，邓广铭教授填写的三部代表论著是《稼轩词编年笺注》、《岳飞传》和《王安石》，可见这部著作在他心目中的价值和份量。此书的初稿完成于1937至1939年间，原拟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果，一直到1957年才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该书甫一问世便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且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专家学者写信给邓广铭教授，提出修订的建议或增补的资料。1962年此书增订本出版，并于1963年和1978年两次重印。80年代后，邓广铭教授又花费很大精力再度对它进行修改和增订，于1993年推出一个更加完善的本子。《稼轩词编年笺注》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自该书问世40年来，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仅1978年一版就印行了25万册，邓广铭教授戏称它是一本“畅销书”。曾经有人对他谈到读完此书所留下的印象：“它是出自一个历史学者之手，而决非出于一个文学家或文学史家之手。”邓广铭教授对此的反应是：“这个评语的涵义，不论其为知我罪我，我总认为它是非常恰当和公允的。”[30]我们不妨说，这句话道出了此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说到“写历史”，还应该提到的是，60年代初，邓广铭教授参加了由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编写工作，撰写其中的宋辽金史部分，这部教材后来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但他所撰写的部分毕竟只有13万字的篇幅。邓广铭教授晚年的一个最大遗憾，就是没有写出一部堪称总结性成果的《宋辽金史》。几年前，他在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撰写的《自序》中说：“在编选这本《自选集》的过程中，经常引起我的惭愧的一事是，我虽把辽宋金对峙斗争的时期作为主要攻治的一个特定历史段落，然而我竟没有像其他断代史的研究者那样，写一部详赡丰实的辽宋金史出来。”漆侠教授在看到这段文字之后，非常后悔没有及早促成邓广铭先生主编一部《辽宋夏金史》，藉以偿其夙愿。[31]
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是邓广铭教授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40年代初，他曾计划对《宋史》全书进行系统的考订，最终撰成一部《宋史校正》，后来这一计划虽未完成，但仅就他对《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订来看，可以说是自《宋史》问世六百年来对此书进行的第一次认真清理。文革期间，他还一度参加过由中华书局主持的《宋史》点校工作。80年代以后，邓广铭教授长期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并点校出版了《陈亮集》和《涑水记闻》（与张希清合作）。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还完成了两项宋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一是点校赵汝愚的《国朝诸臣奏议》，二是编成一部《宋人文集篇目索引》。[32]
长期以来，邓广铭教授在研究南宋前期的宋金和战等问题时，曾花费过很大精力对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进行校勘，他早就有一个想法，准备在点校此书的基础上，仿照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写出一部《三朝北盟会编校勘释例》，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个范例。现在，《三朝北盟会编》一书已经由我协助他完成了点校工作，而他却来不及写这部《校勘释例》了。
邓广铭教授一生中曾多次参与报刊的编辑工作，这是他对学术事业的另一种形式的贡献。早在1933年，他刚考入北大不久，就与北大英文系学生李广田和师大中文系学生王余侗共同创办了一份校园刊物《牧野》旬刊。大学三年级时，他又与同班同学傅乐焕、张公量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名义上的主编是北大图书馆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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