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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的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终于问世了，欣庆之余，要向翻译者致敬。我总记得自己在北大图书馆善本室读原著时的种种辛苦，这种辛苦已经阻碍了我的求知之心。按照翻译者的宏伟计划，斯坦因的另几部名著也将译出；不仅如此，其它几部近代西域学的奠基著作，如勒柯克(A. von Lecoq)、格伦威德尔(A. Grunwedel)、伯希和(P. Pelliot)等的著作，作为《海外遗珍??国外西域考古经典著作译丛》的首选书目，也会陆续翻译出版。这些名人及其名著，常常在我国的研究文章中出现，但我怀疑大多数研究者是否真地有机会或有耐心披读原书。
这份书单令人振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看到了学术界和出版界已经有勇气面对严肃而棘手的问题。从向觉明先生那一代学者开始，翻译大部头的西域学名著的计划早已酝酿，可结果只出版了《斯坦因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之类的概述性游记译本。近五年来，出版西域探险书已蔚成风气，斯文?赫定(Sven Hedin) 等人的著名自传性探险书已尽数译出，其中包括斯坦因的《沙埋和田废墟记》（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这些译本与当今一批热衷追随赫定后尘的中国探险者、一批偶尔前往新疆等地走马观花的中国学者们新的“探险”、“游记”混杂一起，充斥于书肆长架上，虽然壮观，却让人对中国学者的品味及出版界的眼光发生疑惑—重复这一层次的“探险”，就相当于一次次地冲上沙漠边缘那些连绵起伏的红柳包，而故意不去理睬身后那高耸天外的昆仑山。在这种意义上，《西域考古图记》以及后续的《海外遗珍》诸书的翻译出版，是对荣誉的捍卫。
谈论近代中亚探险，被提得最多的名字便是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从一般意义上看，斯文·赫定比斯坦因更具有魅力，他的探险游记更优美可读，他与中国政府及学术界的联系更紧密，他在中国西北土地上留下了更多的足迹和更多的岁月，更重要的是，赫定的大多数探险，并不以“找宝”为目的。赫定继承了地理大发现时代那些伟人的气质和品格。在“探险”意义上，就连来自日本的那个无知而勇敢的年轻僧人橘瑞超，也比斯坦因更多地挑战了人类在沙漠和高山环境下的极限。然而斯坦因却是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他把乱糟糟的寻宝变成了对古代中亚世界的复原，他充实、丰富并激活了“丝绸之路（Silk Road）”这一近代概念，他建立了地理调查与考古发掘并重的西域学规范，他使湮没千年的各个民族、各种文字再次扮演了东西文明交流的角色。斯坦因把中亚探险的瓦砾沙石，变成了认识人类文明历程的黄金美玉。
可是，斯坦因又是一个盗宝人。他最先赋予敦煌藏经洞里的写本卷子以近代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但他也是第一个把大量敦煌卷子盗出中国的“贼”。他在“中国学术之伤心史”（陈寅恪语）上，划出了第一道伤口（《西域考古图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第二卷，即关于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动）。随后的伯希和、勒柯克、大谷光瑞等等，这些在敦煌、吐鲁番和塔里木地区肆意盗宝的列位名人，都可算是步了斯坦因的后尘。斯坦因在西方学术界所获声誉的高低，与他从中国盗运至印度和英国的文物的多少，有着正比例的关系。长期以来，这个事实让我们在面对斯坦因的学术成就时不免尴尬，因为我们习惯于给人一个总体的和彻底的评价，就如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所做的那样。
在我看来，由于长期对斯坦因及其同案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奔走于青海、蒙古、甘肃、新疆和西藏等地的那些外国人，早就被我们一网打尽地算作直接或间接涉案人员—难以给出一个适当的判决，我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及其意义，也未能认真地加以了解。我不是在主张做翻案文章。无论如何，斯坦因他[1] [2]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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