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们给我们造成的屈辱感并没有消散，一百年来这种屈辱感总是随着时势迁转作用于学术活动的内外环境。可是，我要说的是，屈辱是一个事实，意义是另一个事实，两事实间还有着深刻的联系。这是什么意思呢？
本世纪初，当中亚探险进入学术突破—代表性的成就是斯坦因的调查、发掘以及随后西方学者如沙畹（E. Chavannes）的研究—的新阶段时，中国学术也正在经历着由传统向近代的跃进。中亚探险所造就的国际学术新潮流光彩四溢，包括汉文典籍在内的东方文献，已经被纳入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中。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多处引用《汉书》和《后汉书》，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准确地理解。这个新学科虽然生长于西方学术传统之下，却面对着完全陌生的资料和问题。结果，新学科扩张了西方学术的传统领域，其触角已伸展到中国学者的眼鼻底下。这一情形，与19世纪中后期西方把中国强行并入西方的商业世界，有着惊人的近似。中亚学，或称西域学，无论其研究范围还是研究手段，都无法回避有着无比深厚传统的中国历史。这样，具有侵略性和强大创造力的西方学术，不由分说地冲进了中国学术的古老庄园。
少数几个博学、敏感并且充满好奇心的中国学者—以王国维为代表—很快便意识到了斯坦因他们工作的价值。当斯坦因结束其第二次中亚探险（即《西域考古图记》所记录的全部活动）不久，身在日本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便通过沙畹获得了斯坦因携回的资料，并于1914年出版了具有很高学术史地位的《流沙缀简》。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虽然到1921年才出版，但在1912年他已经出版了详细记录其第二次中亚探险经历的两卷本《沙漠契丹》（Ruins of Desert Cathay）。我们不清楚罗、王二人是否曾加以参考，但从研究内容上看，《沙漠契丹》可供直接参考的东西是很少的，也许有着优雅心性的王国维能从中读出斯坦因对中亚及其历史的依恋之情。王国维后来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其最初的成功经验，就来自他对斯坦因工作的整理，而不是晚到他以甲骨卜辞研究殷商历史时，这一点向为学术史研究者所忽视。不仅如此，我认为，真正被忽视、被湮没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学术的发端、成长，与斯坦因等人推动的中亚探险、西域考古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近代中国学术中的重要分支，如丝路考古、西域研究、敦煌学等等，其学术风貌已完全有别于清代的西北史地之学，而是从精神气质上直接继承了世纪初开始兴隆、由斯坦因等人推动起来的在中亚地区的大发现。这样说也许还不够明确，我想进一步强调，以斯坦因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学者，在世纪初所推动建立的新的学术领域，竟然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源头之一。当黄文弼奋勇西行，从事极为艰苦的考察工作时，他不是同样感受到那种受赐于斯坦因他们的屈辱感吗？当陈寅恪沉湎于学习中亚各种死文字时，他不是恰恰浸润在这一崭新的国际学术潮流中吗？屈辱感产生了意义。
学科分工使得我们说话时越来越谨慎，更何况西域研究（这个名称很不准确，但是比丝绸之路研究又合理一些）就像西域一样僻远，一般人视为畏途。这也许妨碍了我们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在此意义上，我要特别欢迎中译本《西域考古图记》及后续各书的出版。说实话，读斯坦因的这本书，还有他的《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和《亚洲腹地考古记》(Innermost Asia)，我惊异于这门学科在其初建立时，就已经达到如此高度，以致于近百年的进步，相对来说是非常有限的。这提示我们思考，今天的研究存在着什么问题？当然，我们不具备斯坦因那一代人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我们也不能象斯坦因他们那样无视国界、真正地把整个中亚甚至更大范围作为考察和研究对象，……还有，我们是否真地象斯坦因那样热爱这份工作上一页 [1] [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