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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的性质和贵族制的性质。
弄清隋唐帝国的性质的方法之一，当然就是阐明其政治原理。对此，历史研究会派的最关键的论点就是个别人身支配论。而最明显地表现这种论点的现象是，均田制中的给田是以丁男为对象，租庸调的收取也同样以丁男为对象。力役过重，通过户籍制度对民众进行严格管理，也是这一论点的支柱。均田制时代的农民过着小家族生活，没有均田就不存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但是，隋唐时代的均田制和祖庸调法以人丁为计算单位是来自平均理念的计算方式。以此作为个别人身支配的标志，有将方式与原理混为一谈之嫌。所以，个别人身支配论也仍有值得研讨的余地。
唐朝的变质和没落的过程是人们关心和争论的重大课题，它关系到为唐宋变革定性的问题。对于武周革命、安史之乱、藩镇及党争，学术界都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堀敏一从历史研究会派的观点出发，将藩镇和叛乱势力看成为克服古代社会的一种力量，只是它们还没有完全摆脱父家长式的性质而充分成长为封建权力。他还认为，这种不充分是产生宋代集权官僚制的原因。谷川道雄则认为，牙军士兵在利益一致时就拥戴藩帅，但当利益转向对立时就逐走藩帅，这种现象与其说是父家长制的影子，勿宁说是民众自立于世界的萌芽。他指出，在分析唐宋变革的性质时，预先建立公民制—父家长制—封建制这样一种模式作为历史分析的框框是不恰当的。
综上所述，谷川道雄在《总论》中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对于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作了十分精辟的评述。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的评述几乎都在前半期，即70年代以前的争论期，在前半期中又侧重于魏晋南北朝，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
贵族制。虽然他也笼统地指出，80年代以后出现的个别研究的新倾向是对在此之前的分期争论中存在的观念先行的偏向的反省与批判，并且由此而开拓出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题材，例如对整个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各种国家制度包括官制、选举、礼仪、制敕、律令等的研究，地域史的研究，敦煌、吐鲁番社会的研究，都城史的研究，以及佛、道二教史的研究，等等，在质和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他并没有给予具体的评论，未免让人感到美中不足。
幸好，其他15篇文章对于各自的专题都有精到的评述，可以弥补谷川道雄《总论》中未曾述及的内容。这15篇文章按顺序为，堀敏一《中华世界》、石见清裕《有关唐代的国外贸易和居留的外国人等问题》、川本芳昭《胡族国家》、谷口房男《南北朝时代的蛮酋》、白须净真《吐鲁番社会——新兴庶民层的成长与名族的没落》、金子修一《皇帝制度》、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与官僚制》、漥添庆文《国家与政治》、池田温《律令法》、中村裕一《文书行政》、大泽正昭《农业社会史》、妹尾达彦《都市生活与文化》、都筑晶子《六朝时代的江南社会与道教》、宫崎洋子《书的文化》、吉川忠夫《社会与思想》等。这些文章的行文风格虽然并不一致，但是都从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对涉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领域的不同专题作了概述与展望，发表了深入论题实质的见解。
回顾建国以来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界的历程，似乎也存在过问题论争及总合性研究与个别性研究的区分，虽然其内容与形式存在着差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一书中表述的日本学术界争论的问题和研究中的得失，是值得中国的学术界重视的经验。谷川道雄就对于后半期的个别研究阶段未作具体评价一事解释道，80年代以后的个别研究很少是沿着前半期研究潮流进行的，也很少有人像以往那样为自己的研究在以往的研究史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使之在构成中国史的巨大框架中发挥作用，因此，要客观地评价其意义是极为困难的。这一看法是很中肯的。就个别研究工作本身而言，由于其细微深入的特点，所得到的结论往往是具体的，价值也是明显的，但也往往难以看出它们与按照固有的性质发展而又呈现复杂变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看来，对研究工作进行细致的分化是应该的，同时，将细化的研究工作与宏观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也是必要的。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是日本汲古书院出版的《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丛书中的第二卷，在它之前有由松丸道雄和古贺登任代表编辑委员的《殷周秦汉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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