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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对于另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史料亦即穆斯林史料的注意非常不够。
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对于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虽然功不可殁，但他们的共同欠缺在于不能直接利用有关的汉文文献。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均侧重于天山西部，未能将天山地区突厥语诸族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因而也就不能不留下许多缺憾。
由此可见，要使8－10世纪天山地区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在现有基础之上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必须将有关这段历史的两种最重要的资料即汉文和穆斯林史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华氏著作的出版，可以说迎合了这一时代的需要。
作为中国学者，华氏在挖掘和利用汉文资料方面自然应该比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外国学者略胜一筹。尤其可贵的是他精通阿拉伯语，能够直接读译穆斯林史料原文（全书引用重要的穆斯林史料近三十种），具备了将这两种基本史料参照、对比、补充、印证的基本条件。这弥补了无法利用汉文史料的西方史学界和较少关注穆斯林史料的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的缺憾。由于作者不是将这两种史料简单地剪接拼凑，而是凭借过人的史识驾驭之，使之水乳交融。于是，一些历来没有被注意到或者一直被误解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阐明。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否定了国外一些著名学者关于伊斯兰化前夕（公元十世纪）中期天山地区存在一个突厥语部族大帝国的论断，阐明了当时天山地区的突厥语部族正处于大分裂中的历史。这对于了解公元十、十一世纪的天山地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正如许多古代欧亚史的课题一样，有关原始史料往往有好多种。纵然对于具体的研究课题而言，作用并不相同，而在很多情况下，任何一种都不可或缺，研究者只有充分调动各种史料，才有可能逼近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华氏书除运用汉文和穆斯林史料外，也充分注意利用和田语、突厥语和藏语的有关资料，从而使历史的画面更加清晰，使结论更趋精确。
除阿拉伯语外，华氏还精通多种现代语言，使他能够充分借鉴和利用各国学者有关的成果，除上述巴托尔德、米诺尔斯基外，其研究上承沙畹、伯希和、哈密屯，旁参日本（羽田明、安部健夫）和国内学者的论着。正因为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使他对穆斯林史料和其它原始史料的利用，与一些只能直接啃原始史料者，其效果又不可同日而语。
全书学风严谨，这方面最应该肯定的是不强作解人。一个绝好的例子是对喀喇汗王朝王室族属问题的研究。作者在详细分析了三种影响最大的假说，即“样磨说”、“葛逻禄说”和“回鹘说”之后，得出结论：迄今还缺乏足够的材料来确定喀喇汗王族的族属。证明方程在给定的条件下无解，也等于解了该方程。证明已有资料不足以得出任何结论与得出正确的结论具有同等价值。
无庸讳言，作者的文字缺乏飞扬的文采，华丽的辞藻，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是，无论是谁，只要能够深入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定会倾倒于其逻辑美。我认为，片面追求可读性毫无实际意义。说到底，一部科学著作的生命力不在读者的多寡。
以下简单说说我对这本书的一些意见：
作者在“引言”中说：“本书以天山地区为核心，探讨8至10世纪突厥语诸部族在西域（狭义上的）地区的活动以及文化转型在突厥语诸部族中发展的情况”。
对照此书的内容，书名《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显得空泛且有欠确切。“西域”主要是唐以前“正史”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域，狭义的“西域”仅见于《汉书·西域传》，专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帕米尔以东、玉门、阳关以西的地区。今天，我们使用“西域”一词，也有广狭二义，狭义专指历史上的新疆地区（当然随讨论的问题涉及的范围而时有伸缩）。作者声称本书所谓“西域”取其狭义，其实所论仅为天山地区，与“西域”古今狭义均不相符。不仅如此，作者所讨论的对像突厥、回鹘、葛逻禄等，在史籍中都属于“塞北”或“北狄”的范畴。虽然塞北与西域关系极其密切以致难以截然划分，但将“北狄”的事迹都冠以“西域”总是令人感到别扭。
另外，综观全书，只有第四章涉及文化转型问题。有关讨论停留在“文化转型”的关键人物萨图克生平活动的年代，全书则在说明“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后嘎然而止，没有能就“文化转型在突厥语诸部族中发展的情况”展开。鉴于“文化转型”问题在内陆欧亚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意义，读者有理由因作者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而感到失望。
作者比定马苏地《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一书中所传托古兹古思为高昌回鹘，是正确的。但是，在下断语时显得犹豫。唯一的原因是马苏地称托古兹古思为“Kushan城的统治者”，而Kushan既可以视作“龟兹”又可以视作“高昌”之对译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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