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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案：既然各种证据都指向托古兹古思为高昌回鹘，则Kushan城必为高昌无疑。至于对音，Kushan既可以视为突厥语Qocho又可以视为汉语的“高昌”的同名异译；即使突厥语的Qocho译自汉语“高昌”，且当时中亚人使用的是高昌的突厥语名称。何况，不仅突厥语的Qocho和汉语的“高昌”均译自原语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而且马苏地书中所见Kushan直接译自原语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一则，诚如伯希和所考，“中国古音之译名流传中亚者不少，不受中国国内语音变化之影响”（《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高昌”这一地名也可能以原语的形式西传，何以见得马苏地书所见Kushan一定译自突厥语之Qocho。
二则，《北史·西域传》称“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显然是望文生义。汉代“高昌壁”何来“人庶昌盛”？也就是说不能排除“高昌”最初和“车师”、“龟兹”等是同名异译的可能性。
三则，《汉书·西域传》中“休循”、“危须”、“车师”（及其前身“姑师”）、“贵山”、“车延”、“居延”，与“龟兹”、“高昌”均可能得名于同一个部族，不过是汉人采用了不同的译称，以便区分而已。
要之，“高昌”本车师之地，其地得名之原因与车师相同，选择“高昌”这两个汉字，无非是为了区别于其它同名地区。汉语音译名称往往借汉字赋予某种意义，汉字表达的意义与原语的意义可以毫无关系。《汉书·西域传》的“鄯善”、“去胡来”等，均属此类。
作者说“早在1912年，伯希和在《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一文中就指出它与高昌的对比存在一些语言学上的困难，因为中亚人使用的是高昌的突厥语名称Qocho/火州/和州，而不是它的汉语名称‘高昌’”。今案：冯译伯希和此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不见如此论述。不知作者何所据而云然。
本书在遵守学术规范方面，堪称楷模。但偶然的失误和不尽规范之处还是有的。
一、汉译名有的前后不一致。例如：Prisak时作“普里察克”，时作“普里查克”，乍看以为是二人。
二、正文中提及当代外国学者的论着时直接引用原文（见页18，33，160），似乎不妥。由于讨论的需要，在文章中可以直接引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专门术语。但是书名、文章篇名，一般都应该译成汉文。何况书末有列出原文的参考文献，无妨读者进一步检索。
三、参考文献时见误植。如页235所载梅村坦文献目录的年代范围为“1886-1997”等，皆校对不精之例。上一页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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