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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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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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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的同时恰巧出现了一批礼制性建筑和较大的墓葬。从随葬品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墓主往往掌握了军事、宗教等方面的特权和大量财富。事实上这个时期物质文化的最新成就差不多全部为这些新生的权贵所垄断。权贵们不会满足于对本族平民的剥夺，在氏族血缘关系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剥夺自然还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于是他们把目标转向外部，为着掠夺资源和他人的财富不惜频繁地发动战争。正是在这个时期，专门性武器石钺等的出现与改进，表明战争越来越经常和激烈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的人自己也难免受到强敌的掠夺。为了免受战争的惨祸，只好下决心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来构筑防御工事。于是一大批城址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地拔地而起。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批土筑或石头砌筑的城址是一种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观，它好像是历史长河中一种高耸的里程碑，把野蛮和文明两个阶段清楚地区分开来，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但走向文明应该有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早上就能够从野蛮跨入文明，更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达到一般意义上的文明的发展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城址的出现应该视为走向文明的一种最显著的标志。
由于考古的发现总是要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也会根据考古发现的进展情况而有所调整和深化。在刚刚发现史前城址时，人们虽然会觉得很重要，但在估计其意义时难免有失准确，所以不少学者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当发现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提越早的时候，人们就有可能通盘考虑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社会的，其中史前城址的出现和演变自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早年在讨论中国文明起源时，有的学者还提出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文明，要弄清楚文明的概念，才可以明确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大多数学者不赞成那种从概念出发的思维方式，而主张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至于文明标志，不同的学者多有不同的说法，每个地区也可能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注：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与安志敏先生商榷》，《考古》1989年第1期。）。夏鼐先生在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采取了一种非常平实的叙述方法，先从小屯殷墟谈起，接着谈郑州商城，然后谈二里头都城遗址（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这既反映了中国考古学探索古代文明的历程，又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夏先生虽然明确提出都市、文字和青铜器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但是他的主要立论根据却是上述几个都城。因为都城是国家物化形式的集中表现，是各种文明因素的总汇。
在夏先生发表那篇著名文章的时候，中国还只发现了几座不大的史前城址。所以他认为二里头文化，至少是它的晚期够得上称为文明。“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不过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谈到：“有人以为‘文明’这一名称，也可以用低标准来衡量，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不管怎样，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6页。）这个意见曾经被广泛接受。在1989年《考古》编辑部召开的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学术座谈会上，则把文明要素的起源与文明社会的产生相区别，而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入文明社会，在会上就有不同的意见（注：白云翔等《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
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苏秉琦先生独树一帜。他高屋建瓴，在区系类型学说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被归纳为多元论的条块说和满天星斗说；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裂变、碰撞与融合，以及文明起源的过程：古文化—古城—古国。与此相关还提出了国家发展的三部曲与三模式。他在最后完成的一部总结性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这些观点（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苏先生的研究充满辩证法。他注意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有相通的一面；中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有它自己的许多特点。我们要研究这些特点，才能认清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史的贡献。他在研究中国文明发展史时，总是不忘记从960万平方公里的全局出发，同时又充分注意地方的特点。他认为以中国之大和民族、文化之复杂，使它的文明起源不可能是单线条的和单个模式的。所以他在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和国家发展三部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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