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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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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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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的某种程度，如铜容器礼器的出现作为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从世界各地的上古史来看，不少地区确实是在铜器时代进入了阶级社会，但绝非一见铜器即为已进入阶级社会，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和财富积累阶段。因而，发现了早期铜器，要判断它究竟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东西？还是阶级社会的产品？必须联系其他条件综合研究，必须考察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城市、都邑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商周时期的都邑无论从考古、甲骨金文，还是文献，都是清楚的。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遗址虽然未发现城墙，但以宫殿宗庙为中心的遗址内涵、布局和规模都决定了它的性质是都邑，这已得到学界的共识。在以往发现的属于二里头三、四期的一、二号夯土建筑基址外，近来又发掘出了属于二期的三号、四号、五号建筑基址，其中叠压在二号基址之下的三号夯土建筑基址，规模比二号大，结构也比一、二号复杂，为三进院落。因而二里头遗址在二期时也是都邑应该不成问题[13]。一期时的二里头遗址不属于都邑，但不等于二里头文化在一期时期没有进入文明社会，这是因为此时的都邑不在二里头，在别的地方。从二里头文化再向前追溯，龙山时代及其之前就已出现城邑，但判断龙山时期城邑的性质要比二里头更费劲一些。首先感到困惑的是目前报道的城址数量虽说很多，但我们对城内的内涵、布局、建制、城内与城外的关系等却知道的不多[14]。不过，从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15]和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城址[16]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掘来看，龙山时代的有些城址已属都邑性质，特别是象陶寺的城址，若能把大、小城圈与城内建筑的布局、大城的建构与规模、城内大、中、小各类夯土建筑基址存在的时间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与周边其它遗址、聚落的关系等问题搞清楚，再结合以往发掘的大量墓葬资料，将会对中原地区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研究有一个大的突破。但也不可否认，由于二里头文化以前不同地区的城址，其产生的原因和文化、历史背景并不完全相同，城址的性质及其在聚落群中的地位也无法一概而论，应该甄别对待，进行具体的研究论证[17]。
通过上面对中国古代所谓文明的几个要素的具体分析，可知即使把古典期归纳出来的几项标志套用在文明起源期，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针对上述传统文明观所具有的诸多局限性，笔者曾提出另一思考，即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文明时代的标志。其思路，一是恩格斯曾有过“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说法，一百来年国内外许多社会科学者都把国家的出现作为史前社会的终结与文明社会的开端来对待的，笔者也把国家视为文明的“伴随物”。二是以所谓文明要素作为文明的标志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文明的文化形式的层面上考虑问题，而以国家的出现为标志则是在具体的文化形式之外的抽象层次上着眼的，是社会意义上的文明，因而它避免了“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能反映文明的社会结构特征。又由于它的抽象层次和从社会形态的推移考虑问题，因而这种统一的共同标志允许在不同的生态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有着不尽相同的文化表现或物化形式[18]。
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那么，国家形成的标志又是什么呢？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提出两个标志――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对于这两个标志，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使用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对于古希腊罗马来说也许是适用的，而对于其他更为古老的许多民族则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笔者曾主张将国家形成的标志修正为：一是阶级或阶层、等级的存在；二是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19]。阶级、阶层或等级之类的出现是国家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机构的设立则是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机构的本质特征。尽管在国家形成途径或机制的解释上有内部冲突论、外部冲突论、管理论、融合论等诸多理论观点的不同，但作为国家形成的结果，都有阶级或阶层、等级之类社会分化的存在，都有某种形式的强制性权力的设立，则是确凿无疑的。所以，各文明国家中阶层、阶级和强制性权力形成途径和存在形式的差异，并不影响将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文明时代的标志[20]。
将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以及把国家形成的标志又规定为阶层、等级、阶级的存在和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这些都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考虑。这里依然存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对于农业民族来说，阶级或等级的情况，可以通过墓葬材料以及居址的规格、规模、技术水准等反映出来；强制性权力可以从多方位进行考察，其中都邑的发现、都邑内宫室宗庙性建筑等一系列能反映人力、物力、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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