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怿母，孙权女也，得罪于吴，全端兄子袆及仪奉其母来奔。”由此可见，全氏家族之北奔，显然与全公主之失势相关。至此，不可一世的全公主及其政治势力在孙吴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由上考可见，大致自孙权赤乌年间至孙亮末，前后约二十年，全公主染指孙吴政治权力运作，特别是孙权末期与孙亮时期，全公主是实际的核心统治者。权死前虽命诸葛恪、孙弘、孙峻、滕胤、吕据等人“属以后事”，但诸人多为全主利用，相互迫害，如孙权刚死，孙弘便欲害首席辅政诸葛恪，孙峻告恪，恪诛弘。后峻杀恪，任丞相、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政治腐坏，弘、峻诸人固然作恶多端，但这背后真正的导演是全公主。其手段之毒辣、多变，与历史上其她玩弄权术的女性相比，全公主应当排在高手的行列。因此，尽管孙权在表面上安排了以诸葛恪为首的辅政大臣，但实际上在长期的政治运作中，孙吴宫廷中已形成了以全公主为核心的宗室势力，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孙权后期和少主孙亮时期的政局变化。
当然，孙权晚年屡兴大狱，特别是发动“二宫构争”，全公主等宗室人物及佞幸奸小能够活跃于政坛，并一再兴风作浪，除了“宫闱错乱”的因素外，还有其更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更深刻的政治实质。孙吴统治集团出自寒门，与儒学士大夫阶层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和斗争。特别在孙权称吴王、称帝后，其在江东的统治渐趋稳定，士大夫人物逐渐进入孙吴政权，并要求进行多方面的政治、社会的改革，企图对皇权加以制约。这对主张专制的孙权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他怕其后继者难以驾驭权臣，使孙吴重蹈曹魏明帝以后皇权中衰的局面。因此，他在晚年不断制造旨在打击儒学世族的政治事件，而“二宫构争”则是这一斗争的高潮[12]。在这一斗争中，孙权最信重的是以全公主为代表的宗室和佞幸集团，而这些人则借此机会肆无忌惮地擢取权利，他们利用孙权的昏愦，将斗争的范围和程度无限扩大。孙权的本意是想巩固其家天下的专制统治的，但结果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统治的基础。孙权之后，全公主等人掌权，孙吴政治风尚日坏，步入了不可挽救的衰败之途。
[1]《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登传》也有相同的记载：“初，登所生庶贱，徐夫人少有母养之恩，后徐氏以妒废处吴，而步夫人最宠。……登将拜太子，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权曰：‘卿母安在？’对曰：‘在吴。’权默然。”孙登反对立步氏，使其受到孙权的冷遇和莫名的排斥。对此，拙文《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一文（刊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一期）已有较为深入的考述，敬请参看，此不赘叙。
[2]《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霸传》也载：“时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阴共附霸，图危太子。”
[3]这是一桩不合礼法伦常的婚姻，全琮孙女虽非全公主之血亲，但从辈份上说，全公主也为祖母；孙亮虽为权潘夫人所生，与全主不同母，但为同父异母弟，全主将二人结合在一起，这完全不合礼法。不过，孙权及整个孙氏集团之婚姻，这类情况甚多，反映了孙氏寒门阶级之文化特征。对此，拙文《略论孙权父子之‘轻脱’》一文（刊于台湾《汉学研究》2003年第二辑）已有深入的考论，敬请参看。
[4]《通鉴》卷七五252年载孙权潘皇后“性刚戾，吴主疾病，后使人问孙弘以吕后称制故事。左右不胜其虐，伺其昏睡，溢杀之，托言中恶，后事泄，坐死者六七人。”胡三省于此条下注云：“斯事也，实吴用事之臣所为也。潘后欲求称制，左右小人正当相与从臾为之，安有不胜其虐而缢杀之理！吴史缘饰，后人遂因而书之云尔。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诚哉！”胡氏所论甚是，潘后张狂，引起“用事之臣”的嫉恨，可以推测，当时暗中操纵此事的主要人物当是全公主与孙弘等人。
[5]《通鉴》卷七五《魏纪》七，嘉平三年（251）载此事，胡三省注曰：“争者，恐和复立，为己患也。”可谓一言中的。
[6]从辈分上说，朱主与孙休为姐弟关系，将外甥女嫁给舅舅，正说明孙权之寒门无礼，参前揭《略论孙权父子之‘轻脱’》一文的有关论述，不赘。
[7]《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
[8]据《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附子承传》，“初，承丧妻，昭欲为索诸葛瑾女，承以相与有好，难之，（孙）权闻而劝焉，遂为婿。生女，权为子和纳之。权数令和修敬于承，执子婿之礼。”
[9]诸葛恪辅政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争取人心，又先后两次发动对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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