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北史》与今本《魏书》又有世系歧异处。点校本《魏书》校勘记据赵万里说，以此歧异处《北史》是而《魏书》非。
[11]元昭为昭成帝玄孙，志见赵超《汇编》页146。
[12]《魏书·官氏志》，宗正，六卿之一，第二品上。《汇编》140页元斌墓志，斌为景穆帝曾孙，官宗正丞，“器识闲雅，风韵高奇，澹尔自深，攸然独远”，完全是汉人名士气质。这样的知识分子拓跋人中还很少见。
[13]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页57—59，中华书局，1985。碑在陕西渭北下邽镇。
[14]据《原州古墓集成》，文物出版社，1999。
[15]近见日本学者松下宪一提交北朝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北魏內朝制度考略》，所辑史籍及墓志中带有羽真号者有十六例。羽真一词迄今尚无确解。松下认为系北魏爵名以赐内附者。但上举各例多有于羽真之外另有爵名，而且还有皇族人物，则羽真之义毕竟难于确认。
[16]文成帝南巡碑尚有折纥真、斛洛真。另外，《汇编》267页比和真， 294页他莫汗真，365俟勤真，是否都是人物职称身份之词，不敢肯定。
[17]王先《魏书》只此一见。《晋书·苻坚载纪》记淝战中苻融陷寿春，执晋安丰太守王先。二王先年代相近，不知是否一人。
[18]《天象志》此卷魏收书亡，后人取张太素书补入，参点校本校勘记。此年天象志既记北事（贺太后崩），又记南事（晋帝殂），盖此时已开始有了南北两分认识，参见下注。
[19]《魏书·乐志》释皇始为开大始祖之业；《通鉴》胡注认为“南北之形”定于此年；正光二年杨氏墓志有“皇始之初，南北两分”之语（见赵万里《集释》及赵超《彙编》）。《天象志》（三）天兴元年（398）十二月“群臣上尊号，正元日，遂禋上帝于南郊。由是魏为北帝，而晋氏为南帝。案初上尊号是皇始元年事，即帝位在天兴元年，大抵北帝、南帝之形定于皇始，制度确定实施则在天兴。
[20]《魏书》111《刑罚志》。
[21]《魏书》24邓渊传。
[22]其下还列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宴飨之议，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连同邓渊在内，都是当时各有专长的汉士。吏部尚书崔玄伯则总而裁之。
[23]《隋书》14《音乐志》中载北齐祖珽上书之言。
[24]陈识仁《北魏修史略论》（见《结网编》，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237页文中，参考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一）》（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断邓渊受命修史在天兴元年（398），似可酌。
[25]见《魏书·天象志》。事详后。
[26]《史通·古今正史》作十卷。
[27]《南齐书·魏虏传》谓平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此盖南人据传闻崔浩刻国史事，其国史亦称“国记”。称史书为记，《史记》、《东观汉记》都是例证。
[28]太武帝时，太祖这一庙号还是指平文帝；道武帝从烈祖之称改称太祖，是孝文帝太和十五年事。高允在太武帝时何得用太祖之号称呼道武帝？所以这整段文字都是经过后人改写的，不是太武帝时的原状。
[29]《魏书》卷62《李彪传》“自成帝以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如《春秋》之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之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修史人物不列邓渊，只能说明邓渊《代记》内容已被崔浩、高允之书吸收了。“三无一存”之说是笼统估计，以情理言，当是年代愈早，存者愈少。
[30] 参《十七史商榷》66“追尊二十八帝”条。《序纪》中只有二十七帝之名，是由于昭成帝之子、道武帝之父寔，未立早死，只附见于《序纪》昭成三十四年而未独立立目之故。
[31]例如《礼志》（一）天兴元年道武帝即帝位祭天地，理当用正式国号，故祝辞用“惟神祇其丕祚于魏室”之语。
[32]《历史研究》1992.3.何文着重分析拓跋力求争神州正统，改代为魏，守旧者则仍以代为称。称魏称代，何文举证甚多，文献墓铭均有。
[33]《通鉴》记永入长子即位在前，窟咄败亡在后，《本纪》记二事先后相反。实际上这大致是同时发生的事。
[34]代国无力助西燕抗衡后燕，西燕终于在394年为后燕所灭。
[3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三国志》条。
[36]见《结网编》，台北市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98。
[37]《魏书·官氏志》神元时内入诸姓有“素和氏，后改和氏”，和跋历代当 << 上一页 [11] [12]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