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感叹“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 [44]，这似乎就是暗指崔浩狱事。
史馆再开以后，直笔仍然是修国史中的大问题。孝文帝尝谓史官当“直书史实，无讳国恶”[45]，但史官自有忖度，趋避在己，再也不会出现邓渊，更不会出现崔浩。韩显宗答孝文帝之问，自诩“直笔而无惧”[46]，但实际上却无寸进。近一个世纪中史官备位，少有著述，崔光直云“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47]；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以其涉国初事，惧其言多失体，迟不敢行[48]。邓渊、崔浩事件阴影难消，国史之学难振。尔朱荣入洛后竟有山伟、綦儁等倡言“国书正应国人（案指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以至二十余年中代人掌史事，一无所成。及至东魏魏收受修史之命，执政者所关注议论，忧心所在仍是直笔问题。他们自然知道不许直笔则无史可言，允许直笔又惧扇扬褒贬。高欢戏语魏收“我后世身名在卿手”；魏收言志，故意标榜“臣愿得直笔东观”[49]。高洋效法孝文帝之意，直言“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50]。诛史官之始作俑者实际上是道武帝，此时其事已被人淡忘了。这些资料陈识仁的文章都已引用，无烦多说。只是附加一句话：修国史引出如此纷纭，历代少见，追根溯源，还是北魏史风造成，这种史风正是国史狱事不可避免的后果。
魏收著史，时过境迁，拓跋先人行事已失去敏感性，所以收书中得以保留一篇《序纪》，分量虽然不大，迄今仍为研究拓跋先人历史唯一重要资料，而且是基本上经得起验证的资料。经过邓渊、崔浩两案以后，《序纪》中的资料一定有不少磨合删削，在相当程度上已失去从鲜卑语迻译时的原始面貌。但是五胡诸载记之中，还不见有保存先人历史资料像《序纪》那样系统准确之例。只是自邓渊、崔浩以来百余年中史风污染，当途者既求誉于国史，又畏国史之毁；既不能不标榜直笔实录，又吹毛求疵于直笔实录之中。风气积久，洗之愈难。不止是帝王干预修史，连权势之辈都想利用国史巩固家族地位，多求史官为先人作佳传。这就是《史通·直书》所说史臣也只有“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魏收的一部《魏书》，虽不远于是非，但亦难免无疵，未行时已多纠纷，刊布后被指责为“秽史”，以至于历代学者屡起为魏收辨诬。在我看来，这也是北魏史风污染的一种后果。
行文既竟，还有几句赘语。近年我所作拓跋早期历史研究的几篇文章，某些环节找不到确证，因而有推测成分，论述难得周全准确，大体都随处注出了。本文也是如此。对邓渊狱事性质的判定，旁征颇有，但迄今找不到直接证明，而以下行文与此点关系较大。这在逻辑上是犯了“丐词”的毛病。我想，古史中有大量“待垦荒地”，由于直接资料缺乏，研究难于下手，历史的空白点难于填充，杂乱的现象难于作出说明。出于这种考虑，我把此文（以及其它相关文章）作为研究拓跋历史的一种思路，一种探寻，而不是作为确凿的结论奉献给读者，希望能起到一点从空白处、从杂乱中探索拓跋历史问题的促进作用。果能如此，此文本身即令言而不中，我觉得还是值得的。也许，这可以从“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之义来理解吧。
[1]拙著《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曾出一长注解释“代歌”问题，但未细究。
[2]参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步落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3]《魏书》卷108之三《礼志》三。
[4]阎步克教授见告，北魏的太常乐户，属杂户之一种，数量不少，可以视为拓跋朝野崇尚乐舞的佐证。我同意这个说法。
[5]赵超《汉魏南北朝墓誌彙编》（以下简称《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303页。元怡、元肃，景穆帝之后，《魏书》卷19下有传。本文所用赵超《汇编》资料，均分别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4、5、6册所刊拓本对勘。
[6]《汇编》，150页。
[7]《汇编》，314 页。张瓘并非代人，大概是受代风影响而作此说，也可能只是自饰家世而已，并非真有可吟可唱的歌谣。案墓主此年七月死，正朔在北魏，十一月葬，已属东魏正朔了。
[8]《汇编》，381页。此墓志《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未收。
[9]元侔墓志见《汇编》60页。据《北史》卷15，“昭成帝九子，庶长曰寔君，次曰献明帝寔，次曰秦王翰，次曰阏婆，次曰寿鸠，次曰纥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此受久即寿鸠，居第五，而墓志则谓为第八子。按罗振玉《丙寅稿》已注意到《魏书·宗室传》所载此世系与墓志有异。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1994年整理本，中华书局，401页）亦略有说。又，《元和姓纂》引此世系中有名翰者，即秦王翰，《北史》作地干。
[10]《魏书》此卷据《北史》及它书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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