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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文化现象曾令我不得其解，就是当拓跋人已进入高速汉化轨道之后，拓跋皇族人物自记其先人名字，仍旧任意用汉字写鲜卑音，而不遵循官方规范，与今本《魏书》所见多异。这也是从墓志材料中看出来的。永平四年（511）元侔墓志志阴铭文，谓墓主的六世祖为昭成皇帝；五世祖为昭成第八子受久[9]；高祖常山王遵[10]，字勃兜；曾祖常山康王素连；祖河涧简公于德；父悝，字纯陁。案以墓志核对《北史》卷15《常山王遵传》及《魏书》15《常山王遵传》，名字异处甚多。一，受久，本传作寿鸠；二，遵，字勃兜，本传不载其字，元昭墓志[11]则作字兜；三，素连，本传作素，元昭墓志则作连；四，于德，本传作德；五，悝字纯陁，本传不载其字。
显然，墓志所见名字当是据家传歌谣，有真实性，为常所使用者；《魏书》则当据官府文书。北魏有宗正[12]，宗室人员名字，宗正必有文书记录，是在官的正式名称，却并不被本人及家族重视，因而有如上歧异出现。从这里也可推知，直到魏末，拓跋人仍不重视汉字汉语，记事仍以歌谣为准，风习未改。前引元肃墓“道勋出世，列在歌谣”，歌谣作用甚过文字叙述。顺便论及，甚至连汉字拓跋作为国姓，也未被普遍认同，西魏北周恢复胡姓，民间写拓跋为 拔。北周武成二年（560）《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像记》所刻邑子姓名中，拓跋全作 拔，共有十余人[13]，初疑这是民间讹写，一方流俗。后见镌刻精美的北周大将军李贤墓志[14]，拓跋也作 拔。李贤墓志立于公元569年，此时魏收《魏书》早已修成了。从这种文化现象推知，甚至到迁洛以后，拓跋人对其祖宗开基及先人事迹的记忆，恐怕还是靠歌谣传诵为主，而不是依赖汉字记述。
现在还是回头来讨论乐府代歌本身的问题。
代歌的来源、内容，姑且作了上述的探讨。在《魏书》、《旧唐书》里，代歌叫做“真人代歌”。《新唐书》叫“真人歌”，当系省称。只有《隋书·经籍志》称之为“国语真歌”。真歌之“真”和真人代歌之“真人”，不像是同一含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汉音所读真字，鲜卑语中是表明人物身份称谓的字眼。《南齐书》卷57《魏虏传》中说到此语，列举了称为真的人物职称身份语词甚多，近年所出北魏文成帝南巡碑、孝文帝时司马金龙及其妻墓表刻石、北魏诸多墓志铭，以及《周书》怡峰传、薛弁传，《北史·斛律金传》等处，所举人物职称身份中均带“羽真”[15]。其它墓志中也另有带真字之例[16]。但是真歌之真与人物身份之真，似乎看不出任何关系。所以，“真歌”很可能是隋志为图简便而形成的误写，而“真人歌”和“真人代歌”才是正式的名称。
真人代歌名称，我认为与真人一词有密切关系。真人自来就是道家方士一类人物时常提及的称谓。王逸注《楚辞·九思》，以真人为仙人。《魏书·官氏志》天兴三年（400）“置仙人博士官，典煮鍊百药。”天兴是辑集代歌的年代，煮鍊百药又是供道武帝服用。可见代歌冠以真人二字作为正式名称，具有道武帝的时代特征。至于这与道教有无直接关系，可能另有文章可做，这里不细究了。
《魏书·天象志》皇始元年（396）：“先是有大黄星出于昴、毕之分，五十余日，慕容氏太史丞王先[17]曰：‘有真人起于燕代之间，大兵锵锵，其锋不可当’。其冬十月，黄星又见，天下莫敌。”自注：“是岁六月，木犯哭星。木，人君也，君有哭泣之事。是月，太后贺氏崩。至秋，晋帝殂。”[18]《魏书·灵徵志》记天兴四年（401）吏上言昔句注老父谓某曰：“自今以后四十二年当有圣人出于北方。时当大乐，子孙永昌，吾不及见之。”某遇老父之年为二十二岁，当前燕元玺二年（353）。以此推之，后四十二年，正当道武帝破慕容宝之岁。这些资料都说明，道武帝之兴，曾经动员不少方术之士为他制造舆论，其中最起作用的，还是王先借天象所言“真人起于燕代之间”。
皇始元年对北魏道武帝说来是个极具意义的年份[19]，王先所言的这一年天象所示，就是人间变化的朕兆，真人代歌正是从此后二年邓渊着手辑集的。用拓跋正朔记后燕慕容太史丞所见天象，所言人事与拓跋帝纪又若合符契，这明明是道武帝周围之人所编造的痕迹。“大兵锵锵，其势不可当”，正是指拓跋平并州、出幽冀之兵，起于燕代之间的真人只能是道武帝。恰恰在此时出现的真人代歌，所歌颂的不是道武帝又能是谁呢？所以北魏乐府昏晨演习代歌，就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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