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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道武帝这种心态下发生的。
据《官氏志》，天兴四年（401）九月“罢外兰台御史，总属内省”。可知邓渊天兴五年居馆职之时，是内省官员，修史事务，包括史实的搜求、翻译、斟酌、取舍，巨细无遗，都是在道武帝眼下进行。道武帝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人，对于拓跋旧事之可资借鉴者是非常留意的。崔玄伯对他谈论的许多汉典故事，虽然对他有启迪之处，但毕竟是隔了一层。而拓跋故事中本有许多可以资治者，道武帝更易理解，可以产生联想，直接利用。但这些保存于刻契结绳中的拓跋旧事，需要专门的人来解读；拓跋先人的口碑歌谣在史官中编辑使用，也先得翻译成汉文。所以《史通·史官建置》中说：“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邓渊供职史馆，必然也是“上奉王言”，即听取道武指授；“下询国俗”，即了解拓跋旧事，包括寻绎《代歌》，经过翻译由汉字记录，备国史采用。《邓渊传》史臣谓渊“才业秉笔”，这正是史臣的日常职分所在，也正是道武帝不时指授检核之处。道武帝喜怒乖常，史实中疑窦之生，全在乎他一念之萌，而史臣也许并未经意，它人更难理解。我推定邓渊死于修史之狱，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这是一场所谓腹诽之狱，一场不动声色的文字狱。它以诬枉之词定谳，后人不能确指原因，又不信坐和跋案的谰言，只能让它成为一樁不明不白的公案。邓渊人物不显，其死事又在国初，魏史中论及者少，后来又被更大的崔浩之狱遮掩，所以后世留意及此的人就少而又少了。
邓渊《代记》可能包含什么样的敏感问题，以至形成北魏头一樁国史之狱呢？据《邓渊传》，渊造《国记》（案当时的本名是《代记》）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按史官修国史成例，这只是一种草创，后人谓之长编，今人所称初稿。刘知几之言曰：“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儁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邓渊之书显然只是史实排比的实录，以待后之儁识通才删定勒成，一般不会有雌黄褒贬。连所谓“当时之简”，也只是临时自鲜卑语翻译而成，并无现成简牍可用。如果此中出现口实，不过是译文中事实取舍而已。邓渊主持而成的译文中，不大可能有所谓“春秋笔法”问题，因为如前所说，邓渊贞白干事，未尝忤旨，亦无权势背景，遇到敏感问题，一定是小心处理，以避嫌忌。而且，《代记》虽被称作《太祖记》，当包括拓跋先世事迹，相当于魏收书中的《序纪》；而真正的《太祖记》部分最多只记到天赐四年，并未完成。如果邓渊书被认定有问题，只能是出在拓跋先世和道武帝本人至天赐四年为止的这个时间段里，而此时间段内道武之史是当世之事，道武亲自过问，估计难产生嫌疑；而道武先人事迹，相当于魏收书的《序纪》部分，则其事其言已久历时日，滋生嫌疑的可能要多一点。现在就来看能否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不少学者认为崔浩国史之狱所谓“备而不典”、“暴扬国恶”，是指国史所录的一些拓跋故事，在昔本为旧俗使然，无关风化，在今则不合常道，有悖人伦。史臣直笔招祸，最易在此方面产生。周一良先生《崔浩国史之狱》[39]判断献明帝死后贺后被其父昭成帝收娶，所以贺后先后所生既有献明帝之子，又有昭成帝之子，诸人行辈既为兄弟，又为叔侄。这在北俗中蒸报之事本无所嫌，如果《代歌》中有此等内容，也不一定会受到注意，可是记入《代记》，诸人行辈混乱所涉人伦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我自己在考察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时，对此现象也有所发现，有所议论。国史所记这类本无足异的拓跋旧事，在道武帝成为专制帝王以后极易成为定罪口实，崔浩国史中的“不典”、“国恶”，的确可以从此得到解释。进一步说，这些口实，当以道武建国以前所传而迻译所得者居多，记载这些事的国史，并非崔浩新撰而是已有的邓渊《代记》。因为邓渊有《代歌》参考而崔浩则不可能有新的资料可据，不能凭空造成。我认为崔浩之狱滥觞于邓渊之狱，这是一个重要理据。至于在两次狱事中究竟是哪一个具体问题形成道武帝和太武帝的痛点，是否每次还有更为直接的兴狱的政治需要，由于资料缺乏，本文不拟探讨。
还有一个值得思索的现象，就是太武帝恢复史馆以后，修史之事与以前邓渊相比较，进展非常缓慢，似乎有某种障碍存在。案邓渊死在天赐四年（406），太武帝恢复史馆在神 二年（429），其间二十余年国史“废而不述”；崔浩书成而大狱兴，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其间又是二十年有余，新纂成者除补足的《道武纪》以外，不过是《明元纪》、《太武纪》（未竣）而已。时日迁延太久，令人生疑。其中原由，我们先从太武帝修国史二诏试作分析。
据《崔浩传》，太武事功有成，神 二年“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亨、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此为前诏。太延五年（439）太武帝平凉州，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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