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卑史实都不是一回事。不过，旧志又说“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词，此即后魏世所谓簸逻廻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词”。此事在隋志中也有相应记载，可以确认为魏世之作。隋志谓“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渊）奏上庙乐，创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廻歌”。簸逻廻即是大角及其所奏，北狄鼓吹之乐，马上用之。所谓“不可解者多可汗之词”，似内容为历代鲜卑君主言语行事，这与魏志所谓“祖宗开基”、“君臣废兴”或者可以合辙。
以上的资料和解析，使我理解到唐乐府中的北狄乐、鲜卑乐、代歌，是三个大小范围不一的名称。北魏代歌一百五十章，唐以前多半陆续散失，也有新章羼入，所以唐志所说的代歌已不全是北魏时的原貌了。所谓唐时尚存而又可解者六章，其中的“步落稽”一章属于大范围的北狄乐（步落稽族属来源主要是南匈奴），“慕容可汗”和“吐谷浑”二章属鲜卑乐范围。只有严格意义的代歌才是拓跋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它鲜卑歌包含其中，因为拓跋在推寅（即追谥宣帝的所谓前推寅）时还曾是鲜卑檀石槐势力的一部分，称西部鲜卑。唐志成书，距代北拓跋年代已远，乐府歌词变化很大，最重要的是鲜卑语言已鲜为人知，所以难于区分乐府各部分来源演变，以至于对代歌的叙述混淆不清，产生了上列的矛盾。
也许还可以这样认定，代歌是经过拓跋君主有意筛选甚或部分改造的燕魏之际鲜卑歌。筛选是按照道武帝个人意志进行的，目的是用口碑资料中的拓跋（也不排除鲜卑它部如慕容等）传说，编成歌颂先人功烈的歌谣，于代人中广为传播，为道武帝的帝业制造舆论。《乐志》所说代歌中“祖宗开基”“君臣废兴”的具体内容，道武帝正需借鉴，是他在创业时期朝夕思虑的大问题。《魏书》卷24《崔玄伯传》说其时道武帝“历问故事于玄伯”。又说“太祖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玄伯陈古人制作之体，及明君贤臣，往代废兴之由，甚合上意。”道武帝满心关注的有关治道的掌故，崔玄伯等人所能提供的，只限于汉人典籍所载，非拓跋旧事，而拓跋开基废兴诸事，却正是代歌的核心内容，而为此目的替道武帝筛选辑集代歌的人，从文献查找，只能找到邓渊一人。只有邓渊一人，于天兴元年冬奉命定律吕，协音乐，这势必涉及代歌；也只有邓渊一人，几年以后又受诏撰修代记，这也势必要以代歌所涉为主要资料。两唐乐志都说代歌是“都代时命宫人朝夕歌之”，所歌又尽代人之事，因而有代歌之称，迁洛以后不一定还有此需要，而且鲜卑语音大多既被遗忘，代歌也不再具备原来的意义了。
我还想用拓跋人爱歌的风习，来加强代歌是拓跋史诗，是拓跋古史资料来源的看法。拓跋爱歌的风习是历史上早已形成的，到了平城和洛阳已有汉字可供使用的年代，这种风习仍然依旧。《序纪》说拓跋先人“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记录焉。”所谓人相传授，当是有言有歌，基本上都是口述的拓跋历史资料。一个部族，一个部落，甚至一个家庭，都有这种口述传授的资料。北魏皇帝是爱歌的。太武帝神 三年（430）行幸广宁温泉，作温泉之歌以纪其事，见《世祖纪》。他令乐府歌工历颂群臣，赞美“廉如道生，智如崔浩”，见《长孙道生传》。其它臣工当各有诗歌赞颂。《文明冯太后传》载，冯太后曾与孝文帝幸灵泉池，孝文帝率群臣上寿，“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于是和歌者九十人”。耆宿之臣元丕（422—503）为烈帝翳槐后人，历仕太武、景穆、文成、献文、孝文、宣武六朝，以能言“国家旧事” [3]见重于时。《北史》卷15《元丕传》：“丕声气高朗，博记国事，飨宴之际，恒居座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败。”孝文帝说他“亲歌述志”，当然是又说又唱了[4]。
北魏墓志中也有一些歌唱家族史传的例证。永熙二年（533）元肃墓志，记肃父扶风王怡“道勋出世，列在歌谣”[5]，这种赞颂歌谣可能是乐府歌工奉命所作，如赞长孙道生、崔浩之例；也可能是贵族家传自编之作。正光五年（524）元子直墓志，说到其家世业绩“故已播在民谣，详之众口”[6]。永熙三年（东魏天平元年，534）张瓘墓，自矜其家世“吟诵两穗”[7]。这些可吟可唱的歌谣，其内容大概相当于汉人大族的家传。还可注意的是，武定八年（550）穆子岩墓志赞美先人事迹说：“家图国史，可得详言”[8]。然则贵族家世记录除歌谣以外，还有家图相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