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代北局势和代北周边局势是极为复杂多变的。皇始元年正月，可以看到三股势力同时活动。一，拓跋珪于牛川称代王；二，慕容垂在邺称帝，是为后燕；三，慕容永由长安东出，中途闻垂称帝而止驻河东闻喜，此处与邺皆为旧魏地。三足鼎立，都谋求前秦崩溃后并、幽、冀区域的统治权力。窟咄被委以新兴太守，独孤刘亢泥迎窟咄入代北与珪争位，都是此年春季的事。四月，珪由代王改称魏王；六月，慕容永遂称藩于后燕慕容垂。这暗示慕容永、慕容垂有可能联合共击拓跋珪。十月，慕容永进驻长子，是为西燕。长子和闻喜一样为旧魏之地。这表明拓跋周边彼此戒备的力量，全是驻在旧魏之地。拓跋珪其所以在此时匆忙改称魏王，意在表示代地魏地都应当由他统辖，既警告慕容永，也警告拓跋窟咄，不许插足其间，不得侵犯代北。至于慕容垂，他不能容忍自长安外奔的慕容永以及附属于永的拓跋窟咄染指幽、并。是冬，拓跋珪联络慕容垂大败入侵的拓跋窟咄，代北局势才得以初步稳定[33]。
慕容永等东来时颇有军力，但无退路。当慕容永求入冀、幽不成，北上代北受阻，只得龟缩于长子一隅，还不时受到后燕压力之时，处境是艰难的。所以可以理解，《太祖纪》登国七年（392）十二月所载“慕容永遣使朝贡”之事，就是西燕怵于后燕压力，求代为与国以图存的表示[34]。同时也可以理解，天兴元年（398）道武帝在邺再议国号时崔玄伯所说“慕容永亦进奉魏土”，所指即此。至于“进奉魏土”，虚词而已，并无实事。所谓魏土，即指闻喜、长子。崔玄伯所谓奄有中土，旧邦维新，也是此义，只是地面更广而已。
综观前后，皇始元年，拓跋窟咄随慕容永入闻喜，拓跋珪敏锐地感到来者不善，立即表示他自己是魏土之王，改国号曰魏；登国七年，慕容永遣使北魏，也许真有过愿以长子魏土“进奉”的口头表示；天兴元年，拓跋珪又获得了旧魏要地邺城。把这些资料合起来看，研究所谓代、魏之辩问题，岂不是多了一重思路吗？何文遗下他所不解的两个问题，到此是不是算解决了呢？
以上，由探索《代歌》、《代记》同源及其与《魏书·序纪》关系，进入到所谓代、魏之辩的疑难之点及其解决门路。从这里我又想到，正史中对本朝先世历史追溯能做到像《序纪》这样既相当久远又比较准确，还以其“得体”[35]而受到四库馆臣的称赞，是少见的。追根溯源，拓跋古史中的这一特异之处，不能不归于国初邓渊同时完成辑集史诗《代歌》和记注古史《代记》的开创性成就。
三、国史狱事造成的史风问题
我留意考察邓渊之狱对北魏一朝修史的长远影响，是受到台湾青年学者陈识仁《北魏修史略论》[36]一文的启发。陈文看重邓渊之死是道武帝猜疑的结果；又提出崔浩国史之狱对北魏修史造成影响。这两点立意我都赞成，只是觉得两者之间似乎有某种关系，而陈文未曾措意。我现在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邓渊一介书生，不涉权势，要是真有什么事引起道武帝猜疑的话，最可能是修史中出现了敏感问题；第二，国史之狱影响北魏一百余年，历来把这笔帐从崔浩之狱算起，我看应以邓渊之狱为始。邓渊是受命修史的第一人，其狱事内容与崔浩基本一致，崔浩之狱正是邓渊之狱滥觞所及的结果。
《魏书》卷24《邓渊传》，渊从父弟晖坐和跋案，“太祖疑渊知情，遂赐渊死”。和跋[37]，代人，世领部落[38]，与拓跋部关系久远，随道武帝，以武功显。天兴元年（398）和跋以行台尚书镇邺；邓渊从弟晖为行台尚书郎，与和跋“厚善”。道武杀和跋，罪名是修虚誉，性奢淫。“修虚誉”云云，罪名空泛，可重可轻，毕竟不是犯上作乱一类死罪。邓渊是新附文臣，一直“谨于朝事，未尝忤旨”，史臣叹其“贞白干事，才业秉笔，祸非所罪，悲哉！”邓渊之死不但时人愍惜，道武本人也是“既而恨之”。由此可见邓渊之冤昭然在人耳目，但冤情底蕴却迄今无人探究。
《魏书》卷125之二《天象志》，天赐四年（406）四月“诛定陵公和跋”。邓渊赐死当是紧接其后之事。邓渊《代记》记事，最晚当止于此年，下距道武帝之死还有三年半的时间。道武帝死于天赐六年（409）十月，年三十九，算是盛年之君。但他自幼多艰，历经波折，从复称代王到建立帝业，历二十四年之久，在政治上已到晚期，是嚆矢之末了。天兴五年（402）阳平之役获胜，道武帝驰骋疆埸生活从此结束，此后他思虑所及，多是“追思既往成败得失”，以及穷思如何跳出拓跋历史争位斗争的老路，实现帝位的平稳传承。这是一个非常棘手，很难决断的问题。道武晚年多猜疑忌妒，当与此有密切关系。而邓渊奉命修史，恰恰就在这个时候。
无力执政的道武帝，寄情校猎于新筑的犲山离宫，有时一年行幸三次之多，每次长达数月。他嗜服寒食散，药动颠狂不已。天灾变异使他恐惧，但更多的恐惧是政治性的事件。这种身心状态加重了他喜怒乖异，杀戮无节。邓渊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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