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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日繁，制度日备，所以高祐等建议国史宜纪传表志兼备，不可仍依编年之旧。后来魏收书的全书规模就是这样，其中必定有很大的继承关系，可惜今天已无从说起了。
邓渊《代记》虽被高允称作《太祖记》，当是兼具魏收书《序纪》的全部内容，这里还有一个证据。魏收书十二帝纪，其中《序纪》在目录中排列为“本纪第一”，《太祖道武帝纪》排列为“本纪第二”，可见《序纪》是自有系统的独立存在的一纪，在魏收书中地位重要，不是附带叙述性质。《序纪》列举的人物就是道武帝追尊的二十八帝[30]。二十八帝名字具在，世系清楚，间有大事可述，多少不等，而神元帝以后且有甲子纪年，可述大事较多。可见在邓渊书中，道武以前之事是独立成为段落的，以后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史的前纪，也就是魏收书的《序纪》。
《序纪》应当主要就是根据《真人代歌》中“祖宗开基所由”，“君臣废兴之迹”的内容，经过邓渊《代记》的译释解读整理，才得以流传下来。《代歌》中的大事不被《代记》搜罗以致为后来《序纪》所遗的，恐怕不会很多。这也就是魏收书《序纪》在北魏史学史上极具价值的所在。根据这个事实，我认为《代歌》与《代记》同源，《代记》主要出于代歌。我还认定，辑集《代歌》、撰成《代记》的邓渊，也是《序纪》实际上的第一作者。
但是代歌是歌，代记是史，两者毕竟还有不同之处。代歌虽经筛选，难说没有一点违碍内容保存其中。但它不是直接叙事，不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写实，又有音乐配制的影响和限制，所以是拓跋历史的升华。加以它用鲜卑语音，传播限于宫廷之内，汉人无从理解，所以它的内容稳定，未受政治非议。《代记》则不然，它首在实录，首在直笔，否则无以称史。正由于此，它容易受到挑剔，被当轴者疑忌，所以其作者邓渊就先于崔浩成为国史之狱的第一个牺牲者。不过邓渊人微，又值国初秩序初定，未至构成大狱，不像崔浩之狱那样引人注意，引人研究。
在思考邓渊《代记》撰写的多种细节时，我觉得邓渊之书不称《魏记》也值得一究。如前所论，邓渊撰史时间是在天兴五年至天赐四年（402—406）。据《太祖纪》，登国元年（386）元月道武帝即代王位，四月由代王改称魏王，而没有说明原因；天兴元年（398）六月经过朝臣议论，道武帝裁定国号不称代而称魏。这就是说，邓渊修国史之前已有两次明令改代为魏，而国史之名理应用国家正式名号[31]，称为《魏记》才算合理，但事实并非如此。
拓跋先受晋封称代公、代王，后有实土，百余年孳生蕃息于代北之地，没有整体迁动。所以拓跋珪复国之后先称代王，符合习俗民情，是很自然的事。天兴元年（398）正式定国号称帝，经过朝议，群臣主张称代本无异议。只有崔玄伯以拓跋奄有中土，且将报聘江左为由，用旧邦维新之义，主张称魏。这很可能是崔玄伯揣度道武心意，以问作答。道武帝裁定以魏为称，并以魏帝名义昭告天地。但是代人习用旧称，而且反对向中土迁徙，连崔玄伯之子崔浩都是如此。官私称谓，都是代、魏兼用，到孝文帝迁洛之前，称代更为多见，称魏较少。何德章君《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32]一文举例甚多，毋烦赘叙。所以国史以代为称而不曰魏，并不难于理解。何况邓渊于国初修史，所记尽代人代事，与整理《代歌》相近，如不称代而改称魏，反而不协于时了。
何文对于道武称魏的理由，已有论证。事实上当年曹操称魏的理由，拓跋也都考虑到了。何文留下两个他所不解的问题，一个是崔玄伯为什么以“慕容永亦进奉魏土”作为他所持称魏的理由之一，另一个是登国元年四月拓跋珪何以在甫称代王后数月即匆匆改称魏王。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我现在把二者揉合在一起，试作回答。
拓跋珪复称代王，是前秦灭代十年以后的事。灭代的十年中，代北草原各部族部落经历了长期的混乱，刚复国的代王一时不可能把秩序恢复过来。其中拓跋珪最感困难的问题，是他的代王地位得不到普遍认同。与拓拔部最亲近的贺兰部和独孤部内，各自都有拥护的部落和反对的部落，拓跋珪随时要进行对反叛者的战争。最急迫的战争挑衅更是来自拓跋部内，因为拓拔部内并没有较稳定的君位传承制度，昭成帝以前，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总是交错出现，夹杂着残酷而复杂的斗争。拓跋珪是昭成帝的嫡孙，但珪父寔（献明帝）并未正式履位即死，昭成余子即献明诸弟存者尚多，按照兄终弟及的部族习俗，他们都有继承君位的权力。昭成幼子窟咄，是珪的季父，国灭时被掳徙长安，后因前秦之乱而随慕容永东迁并州闻喜、长子。慕容永称西燕，以窟咄为新兴太守。新兴，以地理位置言，与代北只有一山之隔；窟咄，以个人身份地位言，有继承已死的昭成帝而为代王的权力。而且他此时还有一定的实力。看来，他受慕容永命出为新兴太守，目的就是为了注视代北，相机进取。这种危殆形势，初即位的代王珪是不可能不觉察，不能不警惕的。
以《魏书》、《通鉴》等史籍互参，可以略见皇始元年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以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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