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歌》、《代记》及其与《魏书·序纪》关系的推测

　　《代歌》素材来源于拓跋部民的口耳传闻。按照民族学所示的通则，这类素材总是越积越多，能说能唱，但却是杂乱芜蔓，内容矛盾。把这些长期积累的素材裁剪整理，配以合适的乐声，提升为史诗般的《代歌》，是在道武帝创建帝业的短时间里完成的。留存于《代歌》中的内容以“祖宗开基”、“君臣废兴”诸事为主，是适应道武帝本人创业治国的要求，而《代歌》的这些主要内容又正是邓渊撰修《代记》的资料依据。道武帝时拓跋部的《代歌》和《代记》这两项重大文化成果，都与邓渊有密切关系。
　　在道武帝以前的漫长岁月里，拓跋部社会发展缓慢，基本上停滞在“言语约束，刻契记事”[20]状态，开拓帝业的道武帝自己，也是出自结绳的野蛮人。力微以来，拓跋与外界也有接触很多的时候，所接触者或者是自幽州西渐的乌桓人，或者是以代郡、雁门郡人居多的汉人。汉人与乌桓人文明程度较高，但数量比拓跋人少，不足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拓跋部起太大的带动作用。拓跋部内缺乏各项文明制度，与道武帝经营的事业极不适应。所以当皇始、天兴的几年中，随着军事形势的大发展，拓跋部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诸方面都面临转轨的急迫要求。魏收书诸《志》中多有这几年间诸项制度建树更革记载，一般都依靠人数不多的汉士的帮助。汉士如燕凤、许谦、张衮、崔玄伯等人作用最大，但除崔玄伯以外，事绩以军事谋略、政治运作居多；至于涉及文化的诸多方面，则往往另有它人专任。如音乐、官制，由邓渊司其事，史事记注也是责在邓渊。邓渊“明解制度，多识旧事”[21]，是一个知识型的人才，是帮助道武帝向文治迈步的重要人物之一。
　　邓渊，雍州安定人，祖、父历仕苻秦，渊随父在冀州。道武得冀，以渊为著作郎、吏部郎。天兴元年（398）入代，与吏部尚书崔玄伯“参定朝仪、律令、音乐；及军国文记诏策，多渊所为”。《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十一月改制诸事，首列邓渊典官制，主爵品，定律吕，协音乐[22]，其中前二类详见《官氏志》，当是就皇始元年“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诸事而整齐之；后二类见于《乐志》，其中重要一项当为创制庙乐，辑集《代歌》。《乐志》在邓渊定律吕、协音乐之后连叙庙乐和《代歌》，可知《代歌》辑集功在邓渊是可以肯定的。北齐时祖珽曰：拓跋初有中原，“乐操土风，未移其俗”，意指唯有鼓角，未识其它。皇始元年（396）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邓渊）奏上庙乐，创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廻歌……。”[23]这就是邓渊协音乐之事。
　　邓渊在文化上更重要的成就，是他在戎马倥偬之际受命修史。他“明解制度，多识旧事”，具有基本的修史条件；而道武帝又是深具历史感的人，在创业兴国阶段百事俱需史鉴，而拓跋旧事比起汉典来更容易为他所理解。邓渊“性贞素，言行可复”，这也是修史人选应具有的史德条件。道武帝的“军国文记诏策，多渊所为”，其中所谓“文记”当包括今昔史料记注在内。汉士中有意搜罗记录拓跋旧事，邓渊应是第一人。
　　《北史》卷56《魏收传》：“始，魏初邓彦海撰《代记》十余卷”云云，这是修魏史之始。《北齐书》卷37《魏收传》全同。《魏书·邓渊传》：“太祖诏邓渊撰《国记》，渊造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此时北魏开国伊始，国史记注暂时只能是大事编年，全书体例还谈不到。
　　邓渊正式受命修史之事，本传系于邓渊与崔玄伯参定朝仪诸事之下，中隔渊“从征平阳”及赐爵加官诸语。案道武征平阳，是天兴五年（402）七月事，见卷二《太祖纪》及卷九五《姚兴传》。所以邓渊奉诏撰修国记，当在从征平阳之后，距他天兴元年入代已有四年之久[24]。邓渊株连于和跋一案赐死，而和跋被刑在天赐四年（406）四月[25]，所以他兼领史职时间可以确定在402年七月以后至406年四月以前，前后不足四年。史不载道武帝命崔玄伯监修，可见当时并不理解修史是个难题，没有由崔玄伯监修的必要。
　　邓渊撰史，规模只有十余卷[26]，属草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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