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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本情况，有关载籍所记都一样，只是书名微异。《北史》、《北齐书》称之为《代记》，《魏书·邓渊传》、《史通·古今正史》则作《国记》。前所言及的邓渊修史以“记”为称，即邓渊所典“文记诏策”之“记”。《史通·史官建置》：“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代记》年代早，自然都是根据“当时之简”，准确地说是以当时口述传闻记录为“当时之简”，所以称之为“记”是准确的，《代记》应是原始名称。《魏书》以魏为统，是北魏国史，故改《代记》为《国记》，《史通》则以唐代所见魏收书为准，亦袭称《国记》。这种差异是比较好解释的[27]。
邓渊《代记》记事包括的年代究竟有多长，载籍所见并不明确。《魏书》48《高允传》：崔浩之狱以后“世祖召允，谓曰：‘《国书》（案指崔浩监修的国史）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案指《太宗明元帝纪》）及《今记》（案指《世祖太武帝纪》），臣与浩同作……。”这里把邓渊所撰之史称作《太祖记》，举以与下述《先帝记》及《今记》并列，不是用邓渊书的本名。邓渊死在道武死前三年，其时还无太祖庙号，更不可能撰成完整的《太祖记》[28]，一定是后人据邓渊所撰编年记事续有斟酌增删而成。但高允所称都是诸帝之“记”，说明邓渊书名本称为“记”，或《代记》，或《国记》，这也是一证。
高允所称的《太祖记》，是严格限于道武帝本人的事迹呢，还是包括了像其它国史那样于开国之君中追叙其族姓世系以及开国以前的历史内容？我想，按中国历来修史成法，应当是后者。以邓渊其人博学而又“多识旧事”的特点，以他辑集《代歌》所获知的拓跋史诗资料，他是可以把拓跋历史梗概整理成文字的。我确信北魏之时经汉士之手保存了一些拓跋祖先资料，供以后崔浩以至魏收修史使用。最早整理拓跋祖先资料的汉士从现有资料看来，只有邓渊。
《十七史商榷》卷66“追尊二十八帝”条，谓二十八帝中惟猗 、猗卢、郁律、翳槐、什翼犍名通于晋为可据，其余凡单名者与猗 等不同，疑皆道武帝时所追撰。我觉得王鸣盛所列数人以外，还有非单名者，如力微、推寅、诘汾等，其中力微之名亦见于晋代文书，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但道武帝时其先祖之名有代歌可作根据，所以断定其先祖之名大部分是邓渊辑集代歌时从鲜卑音记录而来，则是可相信的。
《魏书》卷57《高祐传》孝文帝时秘书令高祐与丞李彪等奏曰：“惟圣朝创制上古，开基《长发》，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臣等疏漏，忝当史职，披览《国记》，窃有志焉。愚谓自王业始基，庶事草创，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迁、固大体，令事类相从，纪传区别，表志殊异，如此修缀，事可备尽。……著作郎已下，请取有才用者参造国书，如其得人，三年有成矣。”
高祐等所言，是一段简略但却比较准确的拓跋先祖历史，从“披览国记”主要即邓渊《代记》而来，其内容与以后编成的魏收《魏书·序纪》所见一致，颇可窥见《国记》、《序纪》的因缘。我们且取这两者加以比较：
一，“创制上古，开基《长发》”，说的就是《序纪》黄帝后人封大鲜卑山、统幽都之北这一拓跋远古传说，如同《诗·商颂·长发》所叙殷人发祥的史诗内容。
二，“始均以后至于成帝”，世数久远，史弗能传，说的就是《序纪》始均入仕尧世，其裔不交中夏，载籍无闻，以迄于成帝毛的历史。以后道武帝追尊拓跋二十八帝，自成帝毛始，可见毛已经是道武帝认为其祖先中可信的人物，而成帝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之说，也为拓跋后人所认同了。
三，“王业始基，庶事草创”，说的是《序纪》自成帝毛至圣武帝诘汾共十四帝时期。毛既可以追封，自然就是王业之始。不过人物虽然可信，事迹却是不详。只有自幽都两度南移，“九难八阻”之说，大体有今知考古材料，参照地理方位，可作印证。高祐上奏之中对此未作解释，只用“庶事草创”一语带过，说明其时除了口耳传闻以外，能见到的刻木结绳资料，未必皆能准确解读。而口耳传闻的代歌，比刻木结绳所记，应当更为可靠，更为具体。这一类拓跋祖先史实，都经过邓渊记录整理，加上他记注的道武帝事迹，共同构成邓渊《代记》，后来就基本包含在由崔浩总揽的国史之中。崔浩国史除崔浩之狱已毁的一部分以外，余下的当即高祐所说的《国记》，有三十卷之多。这种种资料，应当就是《魏书·序纪》的蓝本。
神元帝力微以下，迄于376年代国之灭，还有十四帝，高祐似皆归入“庶事草创”阶段，未作描叙。大概邓渊、崔浩所记这段历史已较详备，编年差可，不必更张[29]。这就是后来魏收书的《序纪》范围。皇始以降，北魏立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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