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成了大功业，于是诏崔浩监修国史，大意说神 后戎旗仍举，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所以采取特别措施，“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此为专门给崔浩之诏，我称之为后诏。二诏不同之处，一是后诏崔浩留台监秘书事，综理史务，并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这就是专人专责，提高史臣档次，务期于成，而不是像前诏那样，诸人共参著作，崔浩只是参与者之一厕列其间而已；二是后诏提出特别的编纂要求，这就是“务从实录”，这是前诏所没有的。至于前诏所说“叙成《国书》三十卷”或是预期之词，实际上当时未曾完成而完成于后诏之后，所以后诏才说此前“史阙其职，篇籍不著”。
细审二诏，我认为修史难成，障碍在于史臣趑趄不前。太武帝前诏以一般事务看待修史之事，并未特予重视，对障碍也没有估计。趑趄不前的原因，我认为是邓渊史狱遗留下巨大影响，其中关键又是史臣不敢直笔实录。所以后诏才强调“务从实录”，实际上是太武帝亲自承诺不会重复出现邓渊史狱，以安史臣之心。
邓渊“祸非其罪”，必修史有所违碍，只是谁都不便明言。这是史臣寒心之事，是明元帝一朝史事“废而不述”，太武帝时仍然“篇籍不著”的真正原因。太武帝前诏所命史官，邓渊之子邓颖就在其中，这可能是太武帝故作无事的一种姿态，但事实上会产生负面影响。太武帝后诏正是针对此中问题，针对史臣缄口裹足，惟恐愆失心态而发。后诏特命有地位、有担当、有能力的大臣崔浩总监其事，也是表示有事可由崔浩负责，不致牵连史臣。一般说来，修史中是非得失的评骘，惶惶中的文士或可藏而不露，但是据实录文，文士逃避责任的余地很小。所以“务从实录”一语，加上崔浩总监，应当能释史臣重负，让他们安心著述。
崔浩本来是有德于太武帝的，太武帝得以早为储君，抚军监国，以至于为国副主，就是出于崔浩向明元帝的力荐。崔浩极富军国智谋，迭有大功，太武帝令歌工历颂群臣，有“智如崔浩”之颂。而且崔浩在朝谨敬避嫌，“以示不敢犯国”，甚至早在道武帝杀戮无节，左右力求逃隐之时，崔浩随侍左右，“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他是邓渊之狱的目击者。所以用他综理史事，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是推动史臣尽力著述的重要一步。他本人应该是深知太武帝对他的知遇之恩的。
崔浩不负所托，受命十年，国史告成。道武纪及拓跋先人追叙部分以邓渊《代记》为蓝本而有所加工，所谓“删定勒成之笔”，当出崔浩。邓渊死后道武纪所缺部分自然也由崔浩续成。太宗明元帝及世祖太武帝纪由崔浩、高允同撰。三纪的注疏高允居多，总裁在崔浩[40]。从后来崔浩罹大狱而高允无罪的情节看来，除了景穆极力保护高允以外，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例如所谓“备而不典”问题不出在太宗、世祖二纪，而出在崔浩续成太祖纪中；不出在各纪注疏而出在选材综理方面，等等。前有邓渊之狱，崔浩又蹈覆辙，我看只能从崔浩当真执行“务从实录”寻求解释。
崔浩总裁史事，首在破邓渊狱后史臣裹足局面，一切惟“务从实录”是崇，显示自己忠于太武帝的付托。而竞趋之士为了迎合崔浩，更以国史刊石立衢，“欲彰浩直笔之迹”。古来权势宠幸者于臣君相与之际，有时未达一间，酿成事端，自贻伊戚。智如崔浩，也不免忘乎所以，竟不思伴虎之谚。所以高允议论刊石诸事，“分寸之间，恐为崔浩万世之祸”。希君之旨以实录为依归，以直笔相标榜者，终于栽倒在直笔之下！人主的复杂心态使希旨者祸福无常，给史学造成祸害，问题不正是出在“分寸之间”吗？
古书所见，有一类智者以“揣摩之才”见长。赵国虞卿作《虞氏春秋》八篇[41]“以刺讥国家得失”，其中有“揣摩”一篇。隋代杨素称赞封伦善于揣摩，史臣称封“多揣摩之才”[42]。崔浩盖亦封伦之俦，揣摩人主之意而遭反噬，成为千古史坛话题。崔浩以直笔、实录获谴，不悖于史德。但他并不理解太武帝所言“务从实录”，除了有惩于邓渊狱事外，还有他的理解与需要。诚如《史通·序传》所说：“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盛矜于己而厚辱于先”，那就难保不取祸了。当拓跋君主尚生活在名教以外之时，先人事迹无涉荣辱，无大违碍，而当皇权在握，礼法人伦成为衡量准则之时，所谓实录也就是另有尺寸了。如若不然，皇权就要裁剪史法，约束史家。这也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实录之说始自刘向等人赞誉太史公书之“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从此实录被尊崇为史德之首。至于著史冠实录之名，唐宋定实录之制，明清开实录之馆，历代相仍，有保存史料之功，但难说都能遵循太史公之所界定。刘知几以张俨《默记》、孙盛《晋阳秋》为例，“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也”。[43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