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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恶，卒致祸延。” [16] 然即便明使内讧，何至于自缢？殊不足信服。朱元璋接着说：“又驾船的军人每跟的也交许多人关防。……一条船去呵，许多军马接待。”朱在此前约八月份已有“又听得恁国家疑惑大么道” [17] 之语，朱国祯记洪武三年明朝遣使祭高丽山川时，“绘地图以还。……朝鲜见绘地图，疑中国用兵，内惧，密为备。” [18] 高丽之“疑惑”应即此事。19 但这种忧虑绝不会导致鸠杀明使。当时，洪武五年五月明军漠北败报尚不可能传到高丽，[20] 则高丽对明朝态度转变显然在北元遣使乃至明军战败之前就发生了。那为何高丽在明兵威趋于极盛时突然放弃友好关系呢？
自洪武四年初至洪武五年夏，辽东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明，七月明派马云、叶旺由登莱北渡辽东。[21] 明军四年底驻辽东半岛南部，五年初开始大举北攻，占领辽阳指日可待，辽东成为北元纳哈出部、登陆明军与故元降众、高丽三方鼎足之势。[22] 元时高丽人散布辽东，有安抚高丽总管府、沈州高丽总管府之设，[23] 而元末明初割据辽阳以东的高家奴就是高丽人。[24] 洪武三年底高丽攻克辽阳后宣称：“辽沈元系本国旧界，……辽阳元是旧界。” [25] 《高丽史》卷四三更说，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三月“己未，北元辽阳省平章刘益、王右丞等欲归附大明，虑迁居民。以辽阳本我地，若我国请命，可免迁徙，遣使来告。”明军到来无疑破坏了高丽与北元在辽东平分秋色之格局，对高丽本土构成潜在威胁。
高丽与明通款后，虽渐与北元朝廷断交，但与纳哈出的关系日见密切。恭愍王十八年（洪武二年即1369年）“正月辛丑，辽阳省纳哈出及平章洪宝宝遣使来聘。” [26] 此为元亡后纳哈出通好高丽之始。年底与次年初、次年底纳哈出又三次来使，[27] 但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全年未见《高丽史》纳哈出来使之记载，而《高丽史》卷四三载恭愍王二十一年（洪武五年即1372年）“正月甲戌，于山不花、纳哈出、高家奴、古提豆、王曹丞等来侵泥城、江界等处。”于山不花排名在纳哈出前，应即著名的也先不花，诸人分据开元、金山、老鸦山寨等处，[28] 至此合兵攻高丽，似乎是洪武四年双方关系破裂，乃有东北军阀联兵入侵之事。但洪武四年底明军在辽东半岛南部驻扎，即将北攻，纳哈出等岂敢大敌当前之时犹横挑强邻？且高丽方面本一直对其礼遇有加，纳哈出只会更积极地拉拢高丽，断不敢绝交。
高丽自洪武二年起即向鸭绿江右岸地区进攻，但所攻掠者皆“东宁余党”之类，并未与纳哈出等有直接冲突。再看高丽向明朝通报的恭愍王二十一年战况：“正月，有东宁府余党胡拔都等，潜入波儿口子，杀守御官金天奇等，虏掠人口以去。至二月又突入山羊会口子，守御官张元吕等击逐之。又于本月有佥院曹家儿、万户高铁头等引军潜入阴童口子，守御官金光富等又击逐之。” [29] 则知战斗规模甚小，上述诸大军阀均未出现。元后期东宁府辖以今平壤为中心的大片地区，[30] 由上述战报同条述“窃详东宁、辽阳未曾归附朝廷，既是梗化之人”及洪武三年高丽大张旗鼓攻辽阳称攻东宁可知，此时高丽所指，乃是鸭绿江西北、辽河以东地区即东宁府旧界，东宁府余党当指元亡后占据鸭绿江对岸者。关于高铁头，《辽东志》载：“（洪武）八年，都指挥叶旺、马云破纳哈出于盖州城南，（陈）玉之功甚多，仍追其至猪儿峪，败之，又克达军高铁头山寨。”[31] 在洪武八年末盖州之战中，纳哈出部由盖州向东败退，明军直追至鸭绿江，顺便扫清了沿途蒙古军据点。[32] 由此可知高铁头确为千山山脉中即东宁府旧界处蒙军偏部，其与胡拔都等皆应类此。此次战斗或为千山中故元残部慑于明军逼人之势而东移，假也先不花、纳哈出之威名骚扰高丽。但高丽虽称诸大军阀来侵，却无相应增兵备御之举，则高丽显知真相。其刻意造成高丽与东北故元主力发生正面冲突之印象，欲示明军以诚而已。高丽不怕由此激怒东北诸部，得无与纳哈出等有默契甚至合作在内？总之，纳哈出与高丽不可能在洪武四年突然断交，其往来可能因明军出现在辽东而转入秘密，而关系应更加密切。
明军登陆辽东后确实引起高丽的疑惧。恭愍王二十年（洪武四年即1371年）十一月，高丽即“咨中书省曰：‘于本年八月遣同知密直司事郑思道驾海船赴京贺明年正，到乔桐岛，船着浅穿漏，不得前去。又于本年九月更遣密直副使韩邦彦贺正，开船忽被风暴淹没。小邦去京师隔海甚远，天寒冰合，难以发船，恐违进贺之期。金、复等州涉海稍近，驿路可通，经由辽东，庶望及期。今遣韩邦彦前往辽东都司，赴京进贺，请闻奏施行。’” [33] 明军登陆辽东前，两国往来使臣从未遇海难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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