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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来。中书省咨曰：‘钦奉圣旨：已前征进沙漠，为因路途遥远，马匹多有损坏。如今大军又征进。我想高丽国已先，元朝曾有马二、三万匹留在新罗牧养，孳生尽多。中书省差人将文书去，与高丽国王说得知道，教他将好马拣选二千匹送来。’” [44] 此显然是无理要求，因高丽当时并不能控制耽罗，拣马何从谈起。洪武七年（1374年）初明军已渐恢复元气，正待再次出兵塞北，“如今大军又征进”倒并非虚言。惟其年初索马，四月索火药原料及船舰，当为明摆脱战略被动局面后开始报复、欺凌高丽。
《高丽史》卷四四载，恭愍王二十三年（洪武七年即1374年）“秋七月乙亥，韩邦彦至济州，……只送马三百匹。……八月乙酉，崔莹领诸军至耽罗，奋击，大破之，遂斩贼魁三人，传首于京。耽罗平。……九月甲子，林密、蔡斌等还京师，遣密直副使金义领马三百匹送定辽卫，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张子温谢通朝贡道路。……十一月，……大明使林密、蔡斌还至开州站，护送官金义杀斌及其子，执密，遂奔北元。” [45] 表面上看，高丽受命后索马于耽罗，不得后兴师占领耽罗，送马至定辽都卫。似乎恭愍王决定答应明朝的无理条件，而国内亲元势力于九月发动政变，至使刚要恢复的明高丽关系再度恶化。实际上高丽早已有意进兵耽罗，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四月即要求明同意其讨耽罗。[46] 《高丽史》载朱元璋回答：“其速发兵以讨。” [47] 《明实录》载，朱元璋严禁出兵：“耽罗虽有胡人部落，已听命于高丽，又别无相诱之国，何疑忌之深也？--岂非因小隙而构大祸者乎？” [48] 两者正相反。明代人记朱元璋的回复，或为“逃寇以朕命命之，传檄可致，勿用兵。” [49] 或为“逃寇可传檄定，其罢兵。” [50] 或全同《实录》。[51] 从高丽在洪武五、六年并未有所行动看，《高丽史》所载虽貌似原始生动，实不可信。至于其一举吞并耽罗，则正是利用明朝来索马遭拒这个机会使朱元璋的禁令失效，并非为明讨马而发。高丽本已得到三百匹马，平耽罗后仍仅送三百匹给明，显然不把两千匹的要求放在眼里。明本严禁高丽陆路入贡，今差人索马，数目巨大，由后来林、蔡等行至开州站可知明定答应其由陆路入境。[52] 高丽借机“谢通朝贡道路”，则这三百匹马不过是高丽打开定辽城大门的筹码而已。蔡斌遇害虽在恭愍王被弑后，但杀他之人就是恭愍王指派的护送官金义。则若恭愍王不死，尽睹高丽送马内幕的林、蔡等能否到达辽阳，也实有疑问。要之，从高丽对索马的应付态度看，恭愍王在位最后几个月间仍奉行对明的防范、搪塞政策，九月的政变是加剧而非导致了明高丽关系的恶化。
总而言之，高丽以元之忠实藩国遽降明朝，其国内亲元势力尚强，南北临敌，不得不在事明同时先交残元，后结纳哈出以自固。明军登陆辽东后，高丽感到明军侵入己方势力范围，对其本土构成威胁，乃积极赴辽东观察明军形势并加强了与纳哈出的合作。明军洪武五年初在辽东开始北攻，高丽乃对明使团严加防范，两国关系首次出现裂痕。明军占领辽阳在辽东占据优势后，高丽乃暗助纳哈出摧毁了明军的战略基地。洪武五年明军大败于漠北，高丽乃对元称藩。其后高丽坚持不与明正面冲突，主动求好但绝不助明的政策，直至恭愍王被弑。明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后一直与其正常往来，对于高丽的不友好举动并无激烈反应。直到牛家庄之战重创明军，明乃拒绝与高丽陆上来往，并单方面减少高丽入贡次数与贡品数量，但因大败之余而不肯完全翻脸。高丽重结北元后明拒绝其正常入贡，待国力渐渐恢复，对高丽采取了不冷静的凌逼态度，间接导致了高丽政变后两国关系的破裂。看来，明蒙间战争形势演变，尤其是明与纳哈出在辽东的攻守进退，直接影响着明、高丽间外交。明军洪武五年的失败和恢复，与在辽东的推进和挫折，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一步步恶化。
[1]《明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条，《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七年十一月丁未条。按：高丽洪武三年始行《大明历》，此仅略言。
[2] 《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世家》十八年五月甲辰条。
[3] 《高丽史》卷四二《恭愍王世家》十九年七月乙未条。
[4] 《明史》卷三百二十《朝鲜传》。
[5]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一《赠高丽张尚书还国序》，《四部备要》本。
[6]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十月辛巳条。
[7] 苎布系高丽土产，见《大明一统志》卷八九《朝鲜·土产》。后朝鲜以苎布贡明为常制，见万历《明会典》卷一零五《主客清吏司·朝贡一·东南夷上·朝鲜国》。此处献苎布于北元，当为承认宗藩关系之意。
[8] 《明太祖实录》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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