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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以一本舊族，思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僞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稿示長樂公（馮涓），公乃致書迎謝，倍加讚賞。......王超後爲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又有名石欽若者，體效其筆，爲劉知俊判官。......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見三卷，聞於盧卿宏也。”所說即是王超文集爲人模仿流傳的情況。由此可見時人對表箋文章的看重及欣賞、仿效實乃促進了此類文集的産生。而晚唐五代的箋奏、表狀文集顯然是大量的。筆者從《新唐書》卷六○《藝文志》及其它史籍中鈎稽的這類文集（詳前揭文），相信只是當時的一小部分，但從中已可窺見規模。且從作者的情況亦可證實，此類專集自中唐至五代，製作數量的確是在不斷增加，而這與我們上面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正像朋友書儀、吉凶書儀興起、盛行于六朝及唐前期一樣，曾經出現在漢魏南北朝的表狀箋啓類文集也重新興盛于晚唐五代，並進一步發展爲藩鎮地方所須的公式文書儀。各時代有着不同的需要及關注焦點，也便有着不同形式內容的書儀和民俗禮書。但是所有新形式的産生都在追隨着時代大變動的脈搏，唐代從重“王言之制”到重“燕許刀尺”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看，書儀所反映的就不僅是時尚和文體，也代表着社會政治生活總體變化下的一種新文化。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上來思考，那麽對於此種書儀文集的製作也就絕不可以等閒視之了。 [1]見《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一輯，中華書局，1982年；第四輯，北京大學，1987。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
[2]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3]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
[4]《文史》第56輯，2001年。
[5]《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2766頁。
[6]《舊唐書》卷九四《李嶠傳》，中華標點本2992頁。
[7]《舊唐書》卷九七《張說傳》，3057頁。
[8]《舊唐書》卷九九張九齡等傳末“史臣曰”，3107頁。
[9]《舊唐書》卷一九○中《文苑中》，5037頁。
[10]同⑤，5033頁。
[11]同⑤，5044頁。
[12]《舊唐書》卷六六《房玄齡傳》，2460頁。
[13]《舊唐書》卷七三《薛收傳》，2587—2588頁。
[14]《新唐書》卷二○一《文藝上》，5739頁。
[15]《舊唐書》卷一九○上《文苑上》，5006—5007頁，《新唐書》卷二○一《文藝上》，5742頁。
[16]參見《全唐文》卷二一一、卷二一二，中華標點本2135、2147、2148頁。
[17]見《張曲江文集》卷一四，四部叢刊本。內如《賀北庭解圍仍有殺獲狀》稱：“又蓋嘉運奏，北庭解圍，仍有殺獲”云云。《賀破突厥狀》亦稱“右，張守珪表奏，突厥四萬騎，前月二十五日至能訖離山。契丹泥禮等前後斬獲俘馘，數逾十萬”等，均爲戰報之詞。
[18]參見《新唐書》卷六○《藝文志》，《宋史》卷二○八、二○九《藝文志》，並拙文《敦煌表狀箋啓書儀探源》。
[19]此文《唐摭言》卷六作崔顥撰《齊秀才書》，但文中稱“況孝若相門子弟”。按據《新唐書》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3384—3386頁）齊氏宰相唯齊抗、齊映，均相德宗，餘外門無閥閱；又據《舊唐書》卷一九○下《文苑下》，崔顥“天寶十三年卒”（5050頁），是不當有此語，故暫從《全唐文》。
[20]《文選》卷四二魏文帝《與吳質書》，《六臣注文選》下冊，中華書局，787頁。
[21]參見拙文《關於S.078V和S.1725V兩件敦煌寫本書儀的一些看法》，《孫修身紀念論集》，敦煌研究院編，2001年。
[22]趙昇《朝野類要》卷二，並參袁剛《唐代的翰林學士》，《文史》三三輯，101—105頁。
[23]《資治通鑒》卷二二九興元元年（784），7392頁。
[24]見《唐語林》卷三（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104—105頁），記宣宗封舅鄭光妾爲夫人，不受，表有“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語。後宣宗知爲判官田詢所作，遂有此語。周勳初《唐語林校正》作“便好與翰林一官”。
[25]按據《舊唐書》卷一二六《李揆傳》（《新唐書》卷一五○本傳略同）稱：“開元末，舉進士，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詔中書試文章，擢拜右拾遺。改右補闕、起居郎，知宗子表疏。遷司勳員外郎、考功郎中，並知制誥。扈從劍南拜中書舍人。乾元初，兼禮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又據《太平廣記》卷一五○《李揆》（出《前定錄》）謂李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後代採訪使倪若水進京奏事。適遇上尊號，因謁宗正李璆而代寫表三通，爲玄宗所知，乃下詔召揆。“.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 << 上一页 [11] [12]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