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說明，表狀書檄、章奏箋剳，它們的等級和使用對象、場合雖有不同，但既同屬公式文，說到製作方式也有許多相通之處。如唐朝文體雖有今古之爭、駢散之變，但從“燕許大手筆”到“今體章奏”卻基本均用駢體。即以李商隱而論，商隱初雖“不喜偶對”，但書啓卻從令狐楚。“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44]就今《樊南文集》所收表狀書啓，除如《上崔華州書》、《別令狐拾遺書》、《與陶進士書》等少數例外，絕大多數皆用駢偶，所謂“樊南四六”也。這正是“今體章奏”也即駢體公式文的實踐。

　　唐朝的表狀箋啓何以仍頗多駢體？這一點，應與駢體自身的變化及特點有關。正如前人所指出，駢文在六朝是唯美主義的貴族文學，但到唐代卻因不斷的改造而增加了實用色彩。且既具備駢體原來的各種優點，也具有寫作的相對難度。駢體四六之句，講究對仗氣韻，文字工整簡約，文雅莊重。其多用典故的特點體現作者的識見，可爲執政者的參考。而改造後的行文重聲勢，其間或不乏軍旅之氣，此點尤便藩鎮往還之用。故李德裕用子弟掌誥，“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也。”《舊五代史·李襲吉傳》說他“博學多通，尤諳悉國朝近事。爲文精意練實，動據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健”。可見“諳練故事”、“動據典故”及“辭理宏健”是製作表章不可少的，而這些最能通過駢體以體現。

　　除了應用駢體文之外，表狀箋啓在唐五代特殊時局之下復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例如製作中文士的文思敏捷是最要的，至被人稱羨而號“下水舩”[45]，但“快”必須以戴偉華文已提到的“簡約”为前提。《舊唐書》卷一三七《于公異傳》，記公異“文章精拔，爲時所稱。建中末，爲李晟招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泣下不自勝，左右爲之嗚咽。”此露布僅有四句，意深文要，與戴文所提到的裴度臨終所上進封玉帶表（一云令狐楚進寶劍）文“內府珍藏，先朝特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者異曲同工，都爲膾炙人口之作。而這類“簡切”之文大概在唐末戰亂之際更受歡迎。

　　《北夢瑣言》卷七記“蜀中庾傳昌舍人，始爲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因候相國張公，有故未及見，庾怒而歸，草一啓事，僅數千字，授於謁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箋，不可多得。雖然，曾聞其角觝牒詞，動乃數幅。’譏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動乃數幅”的長牒長箋是令人反感的“無簡當體要”之作，相反的例子是吳融。據說天復元年（901）昭宗借神策軍將與崔胤誅叛亂宦官劉季述、王仲先，“既御楼，内翰維（唯？）吳子華（融）先至，上命於前跪草十餘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上大加賞激。”[46]時當倉促，能夠又快又簡捷地陳情達意才是本事。前揭盧光啓創八行重疊別紙，“凡一事別爲一幅”，或者也是爲了適應戰時傳達報告中清楚明瞭、簡便實用之需。

　　表狀箋啓是朝廷章奏和“四方書檄”，是傳達某種政治意圖、處理諸方複雜關係的産物。故作者必須審時度勢，通權達變。《北夢瑣言》卷七曾謂“唐末亂離，渴於救時之術。孔相國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審所陳厲害，其要如何，蓋鄙其不達變也。”審時度勢是作章表的人應具有的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但“儒生中通變者鮮矣”是當時實情。能夠兼備文字及政事之長者不易得，卻是如李襲吉輩所必具。這就是前揭唐末掌書記人才爲藩鎮爭奪的原因。而除此之外，還有戴文所言爲人捉刀的技術。《北夢瑣言》卷四記“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指昭度）親密，俾達其誠（下略）。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也。”足見爲人捉刀代筆，還要模仿他人文字語氣，實在非容易之事。

　　章表箋書既需常用駢體而要具備時文風尚，又有其特殊的要求和技巧。所以不但製作此類文字已成爲一種獨特的功夫和學問，而且文章本身也成爲文體中獨具的一種模式，如何學習製作此類新潮文章是社會廣泛的需要。當然在傳播過程中，章表大家的作品就是最好的榜樣。此類作品被世人引爲參考，爭相效法，從《新唐書》卷一六六《令狐楚傳》言其“於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舊唐書》卷一六三《盧簡能傳》附子知猷，“器度長厚，文辭美麗，尤工書，落簡錯翰，人爭模仿”；及《舊五代史》卷六○言李襲吉“論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即可見其一般。

　 也正是在這樣的風氣之下，才形成了表狀箋啓文集一旦製作即迅速流傳的局面，如《北夢瑣言》卷七記蜀主王建初用馮涓掌箋奏，馮升職後用韋莊和閬州人王保晦，都不甚滿意。直到用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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