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侍郎三復，初爲金壇尉。李衛公鎮浙西，三復代草表云：“山名北固，長懷戀闕之心；地接東溟，卻羨朝宗之路。”衛公嘉歎，遂辟爲賓佐。

　　如論者已指出，原來劉三復就是借用當地北固（顧）山之名勝，及地接東海的地理環境，將唐朝江山穩固，和藩鎮戀慕朝廷的雙重含義暗喻在文章之中[37]。此正所謂“表語尤佳者”，故被李德裕用爲掌書記。《北夢瑣言》卷六關於李德裕還有另一段爲人熟知的記載：

    唐杜荀鶴嘗遊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獎拔寒俊，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幸而殂逝，免貽伊恥也。制貶平曾、賈島，以其僻澀之才，無所採用，皆此類也。

　　從來史家論此條，都以爲李德裕“率用子弟”是李黨重門第的證據，或以爲“獎拔孤寒”與“率用子弟”是李德裕用人的兩個方面，並無關係。但是從《北夢瑣言》作者這裏將杜荀鶴“一篇一詠”之能及平曾、賈島“僻澀之才，無所採用”與“諳練故事，以濟緩急”的”經國大手”作對比來看，其中竟然也牽涉文體問題，即李德裕所重者，本爲經世治國的表章制誥實用性大文章，所用者乃是能作此類文章，熟知“故事”而長於應變的“大手筆”，即韓愈所說的“閎辨通敏，兼人之才”。從前揭劉三復事，知李德裕“獎拔孤寒”與“率用子弟”在這一方面並無矛盾且是完全一致的。這與僅能一觴一詠恰恰是“藝實”與“浮華”的兩種表現。由此而知德裕的“深嫉進士浮薄”至少原因之一是反對它僅以詩賦，而不是實用文以取士。（據《資治通鑒》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七年（833）七月，記“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議論，不試詩賦。”結果不久即下制進士停試詩賦。所謂“議論”者正屬表狀類文章不可缺，這與上述德裕的旨趣正相一致。）

　　無獨有偶，與李德裕同樣重視章表之作的竟然還有作爲“牛黨中堅”的令狐楚。《唐摭言》卷五記曰：

    令狐文公鎮三峰，時及秋賦，特置五（三？）場試：第一場雜文，第二場詩歌，第三場表檄。

　　案三峰在唐代指華州。此處言令狐楚“鎮三峰”者，當指其元和十三年任華州刺史。其“秋賦”的對象乃當州準備選送京城的舉子[38]。表檄在雜文、詩歌之外單獨被列爲一種，固然與令狐楚本人有此愛好與特長有關。令狐楚爲唐中後期章奏大家，前揭李德裕壁記及《舊唐書》本傳已提到。舊傳謂其少即學屬文，“弱冠應進士，貞元七年登第”，因隨父在太原，故相繼爲河東節度使李說、嚴綬、鄭儋所聘，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上述令狐楚的作品能爲德宗所辨，說明其章表已是自成一格、別有風韻。而他能在白刃逼迫之下從容作出令軍士感泣、穩定人心的動人篇章，也說明在章表方面的特殊功力。令狐楚之所作對後世不能無所影響，這恐怕也是在他以後，河東道極重掌記的原因。前揭《新唐書》言李商隱曾爲王茂元、盧弘正所聘，但李商隱文才正是受到令狐楚的栽培。“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39]

　　  “今體章奏”即駢體章奏，令狐楚通過李商隱發展“今體章奏”，進一步證明了他對章表體裁的貢獻。非常耐人尋味的是，令狐楚與李德裕雖分屬兩黨，但對制誥表章類文體的重視卻並無不同。其區別只在於李德裕反對專以詩賦取士的進士科舉，而令狐楚卻是要將表狀文的考試補充融入科舉。爲什麽政治派別如此不同的人對於同一問題會有如此的共識呢？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要否定前人關於牛李黨爭與科舉關係的結論，而是要說明此種共識乃是來自當時社會對此類文章及相關政事人才的大量需求。中晚唐之際，實用性的章表書檄既爲朝廷與藩鎮間處理政事、協調關係一日不可或缺，且更爲藩鎮所用，故此類文章在社會上傳播流行，擅長者也由此爲進身之階。唐詩人溫庭筠“發迹豈勞天上柱，屬詞還得幕中蓮”和路過陳琳墓時“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的感慨可謂道出了文人屈從現實的無奈[40]。大量掌記人才的出現及其由此而宦達的歷史表明此種文章的實際社會政治功用遠過詩賦。《舊唐書·高適傳》曾言“而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雖有所誇張，但正說明了一個事實，即文人不掌握此類章表文章技能者不足以安身立命，這是當時爲文的大趨勢，也是從政的大趨勢。李德裕、令狐楚對於章表人才的看中不過是由於政治需要而順從這一大趨勢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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