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而複雜的政治層面，那麽彼此間賴以疏通的表狀箋啓便決不可少。所以唐後期此類文章大量出現，如以《全唐文》所載唐前、後期表狀箋啓（特別是代人所作）的數量相比，其相差已不啻數、十倍之多，可知此類文體於官私之間的意義已非唐前期可以相比。這一點顯然刺激了同類文集的製作。筆者在前揭文中已說明，上述大量的表狀箋啓書儀文集正是在唐代中期以後逐漸出現，它們的作者也多是節鎮判官、掌書記一類人物。結合敦煌所見劉鄴《甘棠集》、郁知言《記室備要》、相州馬判官《新集雜別紙》和諸多敦煌歸義軍時期表狀儀，以及存世如李商隱《樊南文集》、崔致遠《桂苑筆耕集》等，知表狀箋啓書儀文集中的大部分都是圍繞藩鎮節度使和地方官員的需要産生的，尤其是其中應時應景的箋表謝賀儀與拜官啓狀等應酬文字大量出現，印證了上述關於表狀箋啓主要是爲了應付各種政治關係的看法[21]。
三
在各類表狀箋啓書儀文集中，還有一些是諸如陸贄《論議表疏集》、《李絳論事集》、《李程表狀》、《李 表疏》、《張濬表狀》那樣的中朝之作。這類文集與同時的詔誥集並列，數量雖不多，規格卻較高，它們的製作者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乃至宰相。
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的著作堪稱大製作。唐德宗以前，掌詔誥皆中書舍人，德宗時，擴大了翰林機構：憲宗更將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分成兩制，各爲六員，“翰林學士官謂之內制，掌王言，大制誥、詔令、赦文之類；中書舍人爲之外制，亦掌王言，凡誥詞之類。”[22]《冊府元龜》卷五五○《詞臣部·總序》稱：“元和初，學士院別置書詔印，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將相曰‘制’，百官班于宣政殿而聽之。賜與徵召宣索處分之詔、慰撫軍旅之書、祠享道釋之文、陵寢薦獻之表、答奏疏賜軍號，皆學士院主之；餘則中書舍人主之。”由此可知，翰林院是朝廷最高等級的文書機構，學士又號爲內相，掌知一切國家機密文件的起草。其製作嚴格、講究，寫作水平應當是最高的，因此翰林學士（德宗以前是中書舍人）的作品不但是制誥集、也是表狀集的一大源泉。
翰林學士的製作對表狀集而言是來自於上的影響。但有一點須注意，即其諸種文書所及，是關係國家、朝廷政務和內外、上下的一切往來，其中也包括與藩鎮的交道。所以學士和舍人作爲皇帝的秘書班子，姑無論權力大小，其所掌性質已與藩鎮掌記不無共同。這樣一方面就要求掌制誥者必須懂得處理政治關係。陸贄的《翰苑集》大概便是其中最好的代表。據說他爲德宗所作的興元赦免李希烈等四鎮的詔書頒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佈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23]可見動人之深。相反如在此方面稍有疏忽，即沒有資格任翰林學士。《舊唐書》卷一五七《韋弘景傳》記“普潤鎮使蘇光榮爲涇原節度使，弘景草麻，漏敘光榮之功，罷學士，改司門員外郎”。
另一方面是任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者，必須要有藩鎮掌書記的寫作功底。故宣宗對舅鄭光的書記官有“表語尤佳，便好作翰林官”的評語[24]。中書舍人翰林官擅长“表語”，并不奇怪。據說肅宗朝任中書舍人和宰相的李揆，就是於開元末始因獻書試表章而立蒙進用的[25]，可見表狀和制誥本來就不可分。不过唐后期史料記載更多是善作表箋的文人舉子被藩鎮聘爲幕僚或掌書記，再入朝廷知制誥的實例。如崔元翰曾被滑亳節度使李勉辟爲從事，“後北平王馬燧在太原，聞其名，致禮命之，又爲燧府掌書記。……竇參輔政，用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26]高郢“九歲通春秋，能屬文”，曾相繼被郭子儀、李懷光、馬燧聘爲掌書記和從事。後被徵入朝，任中書舍人，“掌誥累年”[27]。又《舊唐書》卷一一八《楊炎傳》稱楊炎“風骨峻峙，文藻雄麗”，“釋褐辟河西節度掌書記。”後入朝累轉禮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自開元以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楊焉。”鄭絪“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張延賞鎮西川辟爲掌書記，德宗時入朝，“無幾，擢爲翰林，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28]李程，貞元中進士擢第、登宏辭科，“累辟使府”，二十年秋，招充翰林學士[29]。
人才常常來自善作表奏箋疏的掌書記也是事實，兩者實不可分。這一點，無疑會進一步鼓勵表章之士成爲入幕之賓。唐後期不少文士如劉禹錫、王起、呂溫、王質、宋申錫、崔鉉、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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