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唐五代表狀箋啓書儀文集雖淵源有漸，但其發展深受政治影響。唐前期朝廷以“王言之制”爲重，表狀製作基本與王言合爲一體。開、天中隨着邊境戰爭的拓展，表狀箋啓製作逐漸顯示其獨立性，並在安史之亂藩鎮割據形成後，作爲應付諸種政治關係的藩鎮掌記文學而興盛發達。文章的重心始從朝命所頒的詔制過渡到爲藩鎮傳旨達意的表狀箋啓，致使相關專集不斷出現，且與中朝制誥表狀集形成並駕齊驅的局面。晚唐五代藩鎮動亂與軍閥混戰，使這一文學與政治的結合空前密切，“箋表”體裁的製作及相關掌記人才應運而生，畸形發展，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狀書儀文集高度繁榮和輝煌的形勢，體現了時代大變動之下的一種新文化。

　　[關鍵字]：表狀箋啓書儀文集  掌記文學  藩鎮政治  新文化
　

　　敦煌文獻中保存的唐五代書儀門類品種甚多。就其大類而言之，除了著名的朋友書儀與綜合性的吉凶書儀外，還有周一良先生在《敦煌寫本書儀考》之一、之二中業已指出並作過研究的“表狀箋啓類書儀”[1]。此類書儀大體屬於官場中公私往來的文牘範疇，因其多用官文書形式而被命名。近年出版趙和平《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一書錄有此類書儀如《甘棠集》、《記室備要》、《新集雜別紙》、《刺史書儀》、《縣令書儀》、《靈武節度使表狀集》、《靈武節度使書狀集》及歸義軍時期表狀集、雜謝賀語（以上均用原名或趙書暫定名）等計三十餘種[2]，時間多在晚唐五代，內容極其豐富。書作者對其文獻歷史價值均有相應的說明。與此類書儀産生問題有關，戴偉華《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一書[3]，也專辟“表狀文”一節，對於唐後期表狀箋啓類文體的流行及其作爲藩鎮使府文學的性質、作用作了介紹。不久前筆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作《敦煌表狀箋啓書儀探源》一文[4]，就此類書儀文集發展興盛的過程進行探討，並鈎稽文獻目錄記載的此類書儀文集百有餘部。鑒於表狀箋啓及相關書儀文集作爲某種文學形式的傳播與唐五代社會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故筆者擬對此再加闡述，以期爲文體與書儀文集內容形式的變化提供更多的背景材料和認識。
　

一
 

　　敦煌文獻中的表狀箋啓書儀雖多屬晚唐五代作品，但論其淵源卻要早得多。筆者在《敦煌表狀箋啓書儀探源》一文中曾指出此類書儀的前身是文集，它們與制誥集同樣，隨着漢魏南北朝官文書的成熟化而出現，並在《隋書•藝文志》中記有多部。不過唐初以後，此類專集的製作卻已經歸於消歇。從《舊唐書·經籍志》所載開元四部書目中即很少見到有唐初表狀箋啓類文集，說明當時並不以此類製作爲時尚。

　　表狀類文集的減少無疑符合當時的趨勢。《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記唐朝公式文，分爲“凡上之所以逮下”的“制、敕、冊、令、教、符”，和“凡下之所以達上”的“表、狀、箋、啓、辭、牒”；但是在唐前期的朝廷，後者的光輝似乎被前者所掩蓋。制敕是中書舍人專職，擅長者知名於時，其製作也被稱爲大手筆。如貞觀中爲太子舍人、崇賢館直學士的李義府，“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5]武則天時的鳳閣舍人李嶠，“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爲之。”[6]玄宗朝又有李乂與蘇頲。《舊唐書》卷八八《蘇頲傳》記：“時李乂爲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玄宗）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讓之。’”蘇頲又與張說齊名。一代文宗張說，“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7]《新唐書》卷一二五《蘇頲傳》復曰：

　　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唯頲敍事外自爲文章”云。

燕、許者，乃以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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