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王鐸、杜牧等無論是否進士出身，在入朝前，幾乎均有被藩鎮使府辟召的經歷。內“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的劉禹錫，“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30]。王質元和中“釋褐嶺南管記，歷佐淮蔡、許昌、梓潼、興元四府”，後入朝，曾爲宰相李德裕“甚禮之，事必咨決”[31]。崔鉉“三辟諸侯府，荊南、西蜀掌書記”，會昌中任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32]。此外，《舊唐書》卷一九○下《文苑下》記李商隱曾被河陽節度使王茂元辟爲掌書記，後隨鄭亞在嶺南累載。“（大中）三年，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箋奏”，“弘正鎮徐州，又從掌書記”。《東觀奏記》卷下則稱商隱“文學宏博，箋表尤著於人間”。與商隱齊名者是溫庭筠，“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33]
還有不少潦落的無名之士也因會寫“章表”找到了出路。《太平廣記》卷一五一《孟君》（出《逸史》）一則即頗有代表性。此則言貞元中文士孟員外，因“少時應進士舉，久不中第”而投靠親丈人省郎殷君宅，爲殷氏不禮，以至寄宿馬廄。卻不料“至明，有敕以禁兵將爲賊境觀察使。其人與殷友善，馳扣殷氏之門。武人都不知書，云：‘便須一謝表，兼鎮撫寇攘，事故頗多。公有親故文士，頗能襄助否？’殷良久思之，無可應者。忽記得孟君久曾應舉，可以充事。遽引見之，令草一表。詞甚精敏。因請爲軍中職事，知表奏，數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完全解決了前途問題。類似這樣的箋表人才出現及其作爲“掌書記”一類官服務於藩鎮，說明唐後期政治形勢的變化已影響于文學。文章的重心從朝命所頒的詔制過渡到爲藩鎮傳旨達意的表狀箋啓，或姑名之“掌記文學”，恐怕也是一種文化的轉移。而箋表及相關人才特爲藩鎮地方所重，還可見于前揭李德裕《掌書記廳壁記》言河東道掌記：
暨太尉臨淮王總節制之師，德裕叔父嘗與斯職，尋以才識英妙，肅宗召拜監察御史。厥後仆射高貞公，今河陽節度令狐公，以人文掌辰翰；國子司業鄭公，給事河南尹杜公，以才華登貴仕；繼斯躅者，不亦盛歟？
德裕所言高貞公（郢）、河陽節度令狐公（楚）、國子司業鄭公（叔規）與給事[中]河南尹杜公（兼？）[34]，均入朝爲貴達之士。其中“國子司業鄭公”之記載即見於《唐代墓誌彙編》大中一三五《唐故邵州鄭使君墓誌有銘》：
王□（父）以健筆奇畫，意氣名節，交馬北平燧、李中書泌、張徐州建封，掌北平書記十年，箋檄冠諸府。得兼御史丞，副守北都，入爲司業少仆，亦刺絳州，諱叔規。
鄭叔規因文才而交遊權貴，且包括鄭叔規在內的幾人，均由“箋檄冠諸府”的掌書記出身而升居高位頗有典型意義。德裕自己也以文才繼其後，故其自豪感不言自明。
歷來史家言牛李黨爭，均注意到李德裕反對進士科舉，“深嫉進士浮薄”，並且有其祖李栖筠在日家不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之說。陳寅恪先生也曾指出李德裕作爲“有唐一代不屬於復古派之文雄”，其學術趣嚮不僅於個人好惡且有關家世遺傳，也即李黨重經術和家學門風的問題[35]。但所謂“浮華”、“藝實”究何所指，昔賢或未多措意，這裏相關文體似有必要追究。
據《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言其“避嫌不仕台省，累辟諸府從事”。元和十一年，張弘靖罷相鎮太原（河東），被辟爲掌書記。壁記之作說明是在十四年，即其時也。穆宗即位，召入充翰林學士，“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由是知李德裕也是從掌書記而後知制誥的。
案李德裕善作詔書表狀，可見今存其《會昌一品集》，內中不僅收錄了他於會昌中任宰相時自作的大量詔敕、論事狀等，還有不少代人所作書。如《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意》、《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代宏敬與澤潞軍將書》等，均是內外戰事中代藩鎮或領兵軍將所爲。《北夢瑣言》卷五言“李太尉破昭義，自草詔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太尉詔，皆務集事，非侵局奪美也”是其時事實，然則李德裕與鄭畋的自草詔敕，並非顯其所能，而是特重其事也。
李德裕對於詔敕表章“大手筆”之重是文章與政治的刻意結合。這一點，觀李商隱爲之文集作序，稱武宗與之“定元首股肱之契。曰我將俾爾以大手筆，麒麟閣中，霍光且圖於勳伐；元洲苑上，魏收別議于文章。光映前修，允兼具美”即可證之[36]。而李德裕執此“允兼具美”者並非僅限於自身，也用於對人材選拔。《舊唐書》卷一七七《劉鄴傳》謂其父三復善屬文，“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屐迎之，乃辟爲從事，管記室。”使李德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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