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蘇頲之國公封號以爲名。“燕許大手筆”即特指其能作詔誥一類的大文章，復能潤之以文采，所謂“惟頲敍事外自爲文章”爾。“燕許大手筆”的産生說明詔誥制冊類文已爲朝野注重的中心，並出現了相關人才。開、天中知名的“王言”製作者是一批人。內如張九齡“文學政事，咸有所稱，一時之選也”[8]；齊澣“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爲准的”[9]；許景先自開元初，“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10]；更出色的是孫逖，“逖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已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11]
開、天時期是王言製作的高峰期。圍繞朝廷和皇帝爲中心，文人以能作王言爲准的、爲“大手筆”，故保留下來的文集文作中也頗多王言。王言之外，承平之際雖亦頗多大臣的謝賀表章應時製作，但它們的性質可與王言視爲一體，所以包括制誥集或表狀集在內，似乎也都無獨立單出之必要。
不過，唐初以來擅作表狀箋啓的大家畢竟還是大有人在。如唐太宗記室房玄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稿草。”[12]又有薛收，爲房玄齡所薦。太宗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橫，皆會旨要。”“時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收，言辭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太宗初授天策府上將，尚書令，命薛收與虞世南並作第一讓表，“竟用收者”。又以遊園獲白魚命爲獻表，“收援筆立就，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表贍而速。”[13]初唐四傑中的王勃曾爲英王戲作鬥雞檄文而被高宗斥逐[14]；駱賓王武則天之際參與徐敬業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也。”其所作討武后檄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15]，不僅令武則天拍案叫絕，也在後世膾炙人口。而與此兩人相比，陳子昂《上軍國機要事》、《諫靈駕入京書》、《諫雅州討生羌書》[16]等一類文章，更是氣勢磅礴、議論縱橫、不下於王言的大手筆。
當然就箋檄或書啓之作而言，還是隨著邊境戰事的頻繁愈來愈有用武之地。《張曲江文集》所載開元中張九齡所作給安西、河西、翰海、幽州、劍南等地諸軍、諸使的敕書，事實上便是朝廷遠端指揮邊軍作戰的戰書，其《賀北庭解圍仍有殺獲狀》、《賀破突厥狀》等賀狀中，也稱述了其時節度軍使蓋嘉運、張守珪等實地報告的軍事奏狀[17]。敦煌S.329《書儀鏡》中有“四海平蕃破國慶賀書”一組，完全是唐廷與吐蕃等征戰之際朝臣邊將的往來書信。而如果說，從這些敕書、賀狀乃至書檄中我們已不難窺見開、天中邊境戰事交爭、羽檄飛遞的情景，那麽安史亂後複雜多變的政局下此類作品的紛繁即更是可想而知了。
在筆者已作統計的一百余部唐五代表狀書儀文集中，大多是來自地方藩鎮的作品。內包括王重民先生已指出的李太華《掌記略》、《新掌記略》和林逢《續掌記略》，還有武元衡西川從事撰《臨淮尺題》、李商隱《樊南甲、乙集》、溫庭筠《漢南真稿》、夏侯韞《大中年與涼州書》、黃台《江西表狀》、羅隱《吳越掌記集》、《湘南應用集》，以及被稱作“刀尺”、“刀筆”、“啓事”、“四六集”等的一類著作[18]。從其名稱可以看出，安史之亂以後的表狀箋啓與前相比，不僅內容、規格不一，其製作也主要地不是出在中朝。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七《掌書記廳壁記》實涉此點。其文借漢魏記室文章得人之難論以爲：“《續漢書·百官志》稱，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本爲從軍之職。故揚雄稱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非夫天機殊捷，學源濬發；含思而九流委輸，揮毫而萬象駿奔；如庖丁提刃，爲之滿志，師文鼓瑟，效不可窮，則不能稱是職也。”文並舉竇融征討還京師，班彪爲其製表，被光武所重；“及竇憲貴寵，班固、傅毅之徒，皆置之戎幕，以典文章；憲邸文章之盛，冠於當代。魏氏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自東漢以後，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於是選”的史事，以襯托唐朝後期藩鎮格局之下“典茲羽檄，代有英髦”的現實。
李德裕所說的漢魏記室即唐後期藩鎮掌書記之職。據《通典》卷三二節度使下有掌書記一員專掌“表奏書檄”，這使得代人作箋疏始成爲士人進身的一項藝能。《全唐文》卷五四三令狐楚《薦齊孝若書》在這方面頗有代表性[19]。該書是向藩鎮舉薦掌書記人才的一封書啓。書稱“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爲軍中之書記，節度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這就是說，掌書記是軍中專職，由於代節度使作書檄，故實際上是爲節度使傳聲達意，這其中便要考慮到上中“天心”，下悅“人意”的關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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