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對於馬郁的“十疑之書”，王鎔也“遣記室張澤以事實答之，其略曰：‘營中將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計會。’詞多不載。”[42]可見王鎔手下也有與馬郁同樣的人才。

　　岑仲勉《金石論叢》錄《唐故清海軍節度掌書記太原王府君[渙]墓誌銘》：

    府君每于中令王公[鐸]之門，以子弟執加等之敬，其所知遇，亦異群倫。初，僖皇之幸蜀也，時王公以相印總戎，鎮臨白馬，仍於統制有都都之號，即羽檄箋奏，斷可知矣，君於斯務，頗分預焉。又，故相國太平鄭公[延昌]與君有中外之密，所申獎重，情匪由私。洎先駕駐歧之年，鄭公以計務兼大京兆之任，充京城招葺制置使，凡所章奏，時悉委之。所以今標袠之內，有《燕南筆藁》一十卷，奉王公也；有《西府筆藁》三卷，遵鄭公也；有《從知筆藁》五卷，乃褒梁與南海途路之次及大明、東館申職業也。

據墓誌所言，王渙還曾受知于山南西、嶺南東道節度使徐彥若和門下侍郎韋昭度，在其幕中或手下任職，“捧記室之辟書，被金章之華寵”。因此王渙也是唐末活躍於中央地方，“分預”羽檄箋奏，並頗有著作和影響的人物。

　　又《北夢瑣言》卷七记“唐滎陽鄭准，以文章依荊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同卷又稱“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箋奏文檄，恣意翺翔”，“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前揭《舊五代史·李襲吉傳》言李山甫事不詳。或言其爲樂彥禎幕客。《太平廣記》卷二○三《王中散》（出《耳目記》）唯稱其“文筆雄健，名著一方”，並有文集，則亦爲當時作箋表檄書聞名並彙成文集者。

　　此外更有羅隱。《唐才子傳》卷九記羅隱廣明中遇亂歸鄉裏。後投錢鏐爲掌書記。錢“初授鎮命沈崧草表謝，盛言浙西富庶，隱曰：‘今浙西焚蕩之餘，朝臣方切賄賂，表奏，當鷹犬我矣。’請隱更之。有云：‘天寒而麋鹿曾遊，日暮而牛羊不下。’又爲《賀昭宗改名表》云：‘左則姬昌之半字，右爲虞舜之全文。’作者稱賞。”

　　羅隱事也見於《吳越備史》。隱爲詩人，但亦爲善析形勢、應時處務的章表大家，其著作如《吳越掌記集》、《湘南應用集》等甚夥。由羅隱及上述諸人事迹，足徵當時擅長表章箋書的掌記人才從南至北，遍佈藩鎮小朝廷之間，可謂“橫行”天下矣。而唯因“箋表”文學及相關掌記人才應運而生，畸形發展，才會造就晚唐五代表狀書儀文集高度繁榮和輝煌的局面。

五
　

　　晚唐五代表狀箋啓之掌記文學既臻大用，則在其流行過程中，必然形成重視、研究的環境。《唐才子傳》卷十記沙門貫休“風騷之外，尤精筆剳，荊州成中令[汭]問以書法，休勃然曰：‘此事須登壇可授，安得草草而言！’中令銜之，乃遞入黔中。”《唐摭言》卷十記李巨川“草謝表以示吳子華（融），其中有‘彤雲似蓋以長隨，紫氣臨關而不度’，子華吟味不已，因草篇與巨川對壘。略曰：‘霧開萬里，克諧披睹之心；掌拔一峰，兼助捧持之力。”《太平廣記》卷二○○（出《羅紹威傳》）記梁鄴王羅紹威“喜尚文學，雅好儒生”，立學舍置書樓招延四方遊士，待以恩禮。

    當時藩牧之中，最獲文章之譽。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襞箋起草，下筆成文，雖無藻麗之風，幕客多所不及。[43]

　　《北夢瑣言》卷四略曰：

     盧相光啓，先人伏刑。爾後弟兄修飾赴舉，因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受知於租庸張濬，清河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八行重疊別紙，自公始也。

　　從文士到藩鎮節度使都極端重視“筆剳”、“書檄”的製作，如論者已指出某些表狀實爲府主與幕僚的共同創作。且從“吟味”、“對壘”到創造“重疊別紙”一類的箋啓形式，表箋的寫作方式、內容是一再推陳出新的。從前揭一些例證，可知唐前期用來形容詔誥等“王言”製作的“燕許大手筆”、“燕許體文”已被用來形容文士製作的表奏甚至是官場一般應用的啓狀箋劄，所謂“燕許刀尺”也。足見其時人們對啓狀箋剳一類的製作，已看得不下於王言，並且在寫作技巧上也有意向它看齊、靠攏。另外，諸如李商隱“今體章奏”和盧光啓“八行重疊別紙”的創造，更給時人提供了學習的榜樣和創作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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