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朝到唐朝，是中国与西方各国交往的最盛时期。在此期间，中国接受了许多西方文明要素，大到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思想，小到音乐舞蹈、穿戴服用，它们在许多层面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也向西方世界提供了丝绸、纸张及其制作技术等等，为西方各国物质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因此，汉唐中西关系史是一个涉及中西史学两方面的重要课题，相对于中国断代史和某些专题史来讲，它的研究难度较大，其中，史料的零散是阻碍研究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1930年，张星烺先生编纂《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计六卷，把传世的中国史籍和部分外国史籍中的有关记载辑录出来，并加以注释和考证，成为迄今为止这一领域最为丰富的史料合集[1]。周一良先生在《〈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序》中对此书给予很高评价：“我国学者中，筚路蓝缕开创中西关系史（不包括近代外交史）研究者当推张星烺先生。张先生创始于20年代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煌煌六卷巨著，参考西贤成果，辅以新知，举凡交通路线、人物往来、物产传播等等，无不囊括。虽名为交通，实即文化交流之内容。”[2]我非常赞同周先生的话，虽然今天许多人在其论著中常常不提张先生的书，但我相信，这些研究著作必然是以张先生的大著作为起点的。
　　然而，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陆续公布了大批新的文献材料，如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也新发现了许多石刻类史料，同时，上世纪初出土的大批迁居中国的胡人留下的胡语文献，如粟特文、中古波斯文、梵文、叙利亚文文书和典籍，陆续翻译成现代东西方文字，此外还有日新月异的考古文物资料在不断出土，不断刊布。这些材料更加分散，研究的难度也更大。但是，“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这是陈寅恪先生号召大家利用敦煌发现的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的名言，发表的时间也正好是在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的同一年[3]。新史料对于汉唐中西关系史来讲，意义更加突出，新材料不仅可以补写历史，而且能够提出新问题，使研究者开拓出更多新的领域。多年来，许多研究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发掘、整理出了丰富多彩的中西关系史料，使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汉唐中西关系史，已经远远地超过了1930年时所知道的状况。
　　尽管我们对新史料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积累及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是零散地，陆续不断地刊布出来的。而且，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学术领域（如敦煌学）来说比较薄弱，迄今为止也没有一本可以依赖的“汉唐中西关系史论著目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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