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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汉唐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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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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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工作，至今已是四十余年了。
入大学前，我是一名老师。原因是1948年在长沙读完高中，暑期参加了高考。当收到北平二所高校录取通知时，我正患疟疾未能入学。愈后便在家乡教小学，随后转教初中。1952年，上级通知调我去益阳市教高中。自己高中毕业去教高中，我无此胆量。领导便决定调我升大学，由此得以顺利地进入武汉大学学习。
建国初期，大学里同样政治运动多，四年内有一年半基本没有上课。外语系以外诸系学生按规定一律学俄语，我因中学生时英语稍有基础，申请参加外语系学英语，经特批允许。但不及二周，同班不少同学不想学俄语，议论多，说班干部不应有例外。于是我也只好改为随班学俄语，往后实践表明，这一步我是完全走错了。
大学一年级。唐长孺先生教中国古代史基础课，所讲内容较深，说话方言又重，教学不很吸引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吴于厪先生主讲世界上古史，口才好，逻辑思维强，教学很受欢迎。1955年，唐先生的专著出版，我通过学习，从中获益多，印象大为改观。
建国初期教材缺乏，同学中广为流传的口头禅“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背（诵）笔记，考试默（写）笔记”，我不习惯此道。姚薇元先生教隋唐史，上课逾二月，我仅记了几行字，姚先生大怒，批评我身为班干部，太不像话，罚我站了一课时。还是这位姚先生，后来又教我班中国近代史，我仍是积习难改，他对我却比较满意，曾动员我毕业后跟他学习近代史。
因为没有教科书，教师大多忙于编写讲义，印发给学生。同学常有讨论课，记得有一次世界现代史讨论课，我谈了在图书馆看书的心得，尖锐批评任课教师所编讲义错讹多，张冠李戴。矛盾百出，弄得那位老师十分难堪。事情已过多年，至今回忆，很对不起那位在当时热衷改进教学现已亡故的授课老师。
建国初期，武大开出的课很少，更没有选修课，除政治课是全校性地开大课讲授，人数众多而外，各系专业课分班讲授。听众很少。课后，同学们多忙于整理课堂所记笔记。我没有这么做，有空便去阅览室看书，东翻西看，并无明显目的性。有一天，突然萌生偷听外系课的念头，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一俟本班没有课，我便潜去外系偷听，它既不是合法安排，自然无法保证听课内容前后连贯。我曾偷听过陈修斋先生讲西方哲学史，邓启东先生讲经济地理，黄焯先生讲古代汉语，有一次，课堂上被黄焯先生发现，把我撵出来了。
大学生时，我积极投身政治运动，参加不少社会工作。学习历史极少读过原始资料，全班三十三名同学，我的考试成绩通常是中上等水平。完全可以说，历史研究尚未入门。
1956年9月，分配我到中科院历史一所工作，实是喜出望外。其时，向科学进军口号响彻云霄，人心思院成为时尚。历史一所是分管研究中国上古至南北朝史，由郭沫若院长兼所长，实际工作由副所长尹达抓。此外，还有分管隋唐至明清的历史二所和分管近现代的历史三所。我至京报到时，正值尹达先生在外地休养。张政烺先生接待了我们，他要求新来的人一律要通读刚刚新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后来，我是照办了。
lO月初，尹达先生回京，我以古代汉语基础太差为理由，请求调往历史三所学习中国近代史。他幽[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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