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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汉唐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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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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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新简、敦煌汉简、临沂汉简、尹湾汉简等等纷纷问世，还有各地不少战国简牍出土，为秦汉史资料开创了新局面。1972年。我向贺昌群先生承诺要继续撰写秦汉史论文。其后迄未兑现，原因之一是近二十年来新简层出不穷，自己所知太少，不敢贸然执笔。而年青学者优秀著作出版，我是自知相形见绌。例如，我写过汉代察举制论文，原稿虽不存，基本轮廓仍能依稀记忆，读了北大年青学者阎步克先生撰《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文简意精，远非我所及也。鉴于自己曾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宿有兴趣，当政治研究所白钢先生决定主编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找我帮忙时，我先是协助他改订这两卷的提纲，随后又认真审读了两卷的初稿，分别提了不少具体的修改意见，了却自己长期来的一点心愿。
我对敦煌文书原是一无所知，前述1957年时对它初次有了接触。调至隋唐组工作后，对敦、吐文书又陆续看了一些。这些年来，原先分藏海内外的敦、吐唐代文书相继公布。还有新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册，诚如寅恪先生所言：“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我读敦、吐文书的某些数量比秦汉简牍较多一些。但我同样没有潜心研究过，因而没有单独就简牍或文书写过专篇论文，自然是很大的缺陷。就我所见，国内研究敦、吐文书的某些历史学者似乎不像研究简牍的学者那么客观，往往轻易地把某些只是西北一隅的事情，未经具体细致论证，便将它普遍化为全国的通行情况。治秦汉简牍的学者似是较少如此武断。也许由于秦汉简牍出土地域广，学者们能在比较研究中得出合乎情理的结论。唐代文书迄今只在西北地区发现，文书内容确有一些具有全国普遍性，有人便不加细辨，轻易以偏概全。现在仍然健康的劳干先生往年曾将河西简牍与文献结合进行研究，所撰论著，读后令我折服。可是，却很难看到国内至今健在的唐史学者有将文书结合文献进行研究达到劳干先生那样的鬲水准。当前，较为常见的是偏重残文书的主观推测。无视(或是说不熟悉)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因此，像日本国学者池田温先生那样能娴熟地将唐文书与文献结合进行研究的在大陆内地是颇难见到。令人高兴的是相对年青的学者如姜伯勤先生撰《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荣新江先生撰《归义军史研究》，他们已尽量做到文书研究与文献研究的统一，并充分重视地方性的特色，写出了高质量的论著。多么渴望幸福的年青一代不要急功近利，能开拓眼界，多作些踏实细致工作，并加强外语训练，写出更高质量著作，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学术研究没有固定的界限，不同地域与不同师承关系的意见纷歧，可以通过相互切磋，得到合理解决。任何人对同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应该是博采所长，而又能自成一家言。我对外语一窍不通，大学学点俄语业已忘却。五十年前中学时学的英语既不够用，且多遗忘。英国崔瑞德教授所赠《唐代财政》。全书六章，依赖字典吃力地看了第一章，无力通读完。这些年来，日本国的一些学者馈赠若干本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论著，还有不少单篇论文，我没有学过日语，未能很好认真学习和利用。时代的局限和个人的不努力，外语盲，极大地限制了我的学术视野，可悲也乎!可痛也乎!
不仅此也，由于种种原因，我对国内学者的相关成果也知之甚少，最近发表拙作《汉唐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生产述略》一文完稿于1995年。前些天，偶尔看到《历史地理》杂志1986年所发赵永复先生《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变迁》一文，他从人口与行政建置讨论汉代以至清代的状况，我是从生产具体情况作探讨。两文对资料的取舍极少相同，基本结论是大体一致，颇有殊途同归之感。赵文已发表十年，我竟不知，实不正常也不应该，如果我能早日看到，很可以增写若干商榷性意见，以利进行切磋。
五六十年代，我忙于秦汉史的学习和写作，来不及认真研讨魏晋南北朝史，便调离去搞隋唐史了。其后，也没有机会全力投入研讨六朝史。魏晋隋唐，寅恪先生最早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唐长孺等先生踵其后，我亦深受感染。直至最近长沙吴简发现以前，魏晋六朝史迄无多少有重大价值的资料出土，而相关的文献资料我比较熟悉，因而每逢师友们找我写汉唐间有关课题时，我总是优先选择魏晋南北朝这一段。虽然迄今为止，我发表本阶段的专题论文不满二十篇，但所有其他论著，无一不涉及本段，并占有一定篇幅。有位朋友写汉唐间某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却空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段，我在审读时，便设法帮他补缺。我参加撰写了两部《中国屯垦史》，其中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内容仍是二书互有出入，侧重点也不雷同，决不是后一本重抄前一本。我指导并已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的两名学生，也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
通读旧史时，我深深感受到徭役对民众的伤害较赋税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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