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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汉唐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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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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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我写作中存在的缺点，至今仍是指导我进行写作的行动准则，我很感谢怀念他。
长期令我困惑不解的是，我学习秦汉、魏晋史已有多年，领导没有让我参加“史稿”相关部分写作。我没有读过隋唐史籍，却分配我写隋唐史中的民族、对外关系及思想文化，同时还要求我收集唐代客户资料交编写组，并谈谈自己的意见；两件事我都照办了。并撰写了《唐代客户》一文在《历史论丛》第一集发表，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那时已是三十四岁了。后来，副所长熊德基先生告诉我，编写组有人反对刊发，是杨向奎先生坚持才得以发表的。
我调去搞隋唐史后，并未从此放弃秦汉、六朝史，不少正史外的古籍是在60年代继续看完并抄出卡片的。韩国磐先生相继出版《北朝经济试探》、《南朝经济试探》二本专著，有人分配我写书评，示意要批判书中所主张土地国有制是修正主义理论。我写了书评发表，正面肯定了《试探》的成绩，也谈了某些商榷性的观点，平等地和作者进行讨论。这么做，明显违背了布置者的意愿。还是60年代，外交部下达历史所要完成的资料，其中涉及魏晋南北朝部分也由我完成。70年代，分配我搞农民战争史资料，隋唐部分以外，我还独自完成魏晋南北朝农战史资料近六十万字（发表时，署二人名）。七八十年代，我先后审读秦汉史的论著八部，并分别写出了具体审读意见。
我在初治秦汉、六朝史时，对政治史颇感兴趣，后来注意到把古代兵部尚书当作当代国防部长的批判公开后，加以当时史学很注重政治大批判，我深感政治史研究太可怕，由是，治隋唐史时，有意将学习重点转向了经济史方面。
1962年，王曾瑜自北京大学分配来历史所。我俩同在一组，他借来大批宋代史籍阅读抄写，其勤奋程度令我吃惊。接触曰多，发现他的通史知识比我强，对《通鉴》非常熟悉。他在阅读宋代史籍时，曾顺便抄录过数条涉及宋以前的资料卡片给我。经查核，有的和旧史内容雷同，并无价值，但确有几条的内容未见于汉魏、隋唐史籍。由此诱发我对宋朝史籍的阅读兴趣。回想大学四年，宋史只听过三堂课，实在无知极了。这时，我从曾瑜手中借抄了邓广铭先生开列的现存宋人文集目录。随后，又复印了日本学者送他的《宋会要》目录。正是在他的吸引下，此后我所读宋代文献资料的字数肯定超过了我所读唐史资料的字数。并且在他的倡议和协助下，我们合作写了《北朝的九等户至宋朝的五等户》、《试论秦汉至两宋的农村雇佣劳动》、《略论我国封建时代的粮食生产》（此篇还有郭松义先生参加）等文。
1972年秋，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自河南农村回京。军宣队宣布，凡是没有参加《中国史稿》写作的人，一律不许向图书馆借书，我只好假手参加史稿编写的何龄修先生借出《全唐诗》阅读。又通过唐耕耦先生借到日本国刊印的《唐六典》和《四时纂要》，二书在国内早无刊本，阅读完毕，并把两部书共计四十余万字全部完整地抄录，分别装订成书（当时尚无复印设备），以供自己使用。
1977年，应上海人民出版社约，拟在三年内写出隋唐经济史。那时我满怀信心，准备完稿后，再集中几年时间，对秦汉、魏晋六朝史作些探索。1978年，心脏病、脑血管病一齐急性发作，几致亡身。自此苟延残喘，放慢工作进度，8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的《唐五代赋役史草》、《唐代工商业》、《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以及近日刚刚写完的《隋唐时期农业》，都是原计划隋唐经济史的相关章节。另外，计划中原有重点章土地制度，80年代前期，曾写出了三国两晋部分为其前奏，后因故戛然而止，目前也不能再写。健康不佳，清楚地意识到已不可能完成原来企望所要完成的工作量，因此，我在每部书稿的写作中，转为适当地上挂下连，上及汉魏，下连两宋，注意其源流演变，藉以了却自己多年的部分心愿。
回顾既往，1956—1976年的二十年间，我是历史所很不称职的“运动员”。二十多岁至四十几岁是人生的黄金年华。我有六年完全与书本无缘去了农村。其他岁月，身在机关，却不能如愿看书写作，“白专”帽子，搞“地下工厂”的指责，令人窒息。不过，我很幸运，逃避了公开批判，又得以偷看不少书。80年代，在历史所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一位先生，既不知我读过秦汉史籍，更不知我读完了宋、辽、金、元史，自然也不知我写过多篇秦汉史论文。当然，人贵自知，我的根底浅薄，又是在胆颤心惊环境下读书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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