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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汉唐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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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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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重，农家通常只有一个或二个劳动力，长年外出劳役，影响农作至大，如果主要劳动力死亡在外，更要导致全家破产。为此，我分别撰文，写过汉唐间各个时期的徭役状况。为了究明唐五代至宋徭役的变化，70年代还写了《北宋的徭役》 (二万字)，但未敢发表。尔后，针对有人将唐代“夫役”肆意简单化为“杂徭”，我写《晋宋间的夫役》一文进行驳难，自问是摆事实、讲道理，言之有据的。
研究汉唐间政治、经济史的每一课题，我颇注意其渊源与流变，宋人撰《事物纪原》一书既不够用，且有不少欠妥之处。我为了弄明秦汉史的一些渊源，通读了《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古籍；溪了探索唐五代一些问题的流变，我通读了宋、辽、金、元史和其他不少史乘，为此实耗费了不少精力，所付代价很重。师兄高敏只比我在大学早毕业一年，毕业后，他是唐长孺先生指导的首批研究生之一，他写的研究生论文是唐史，当分配到河南工作后，他自觉将学习研究重点集中于秦汉魏晋六朝，秦汉文献和新出简牍以及六朝史多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远非我所及。仅就他毅然舍弃唐史研究重点保证汉魏六朝史研究的战略决策而言，所显示的智慧也是我所不及的。
历史论著须以真实可靠史料为依据，南北朝至唐宋盛行墓志，唐代墓志出土尤多。近年各地刊印不少，我尚有不少没有看过。注意到有人不加鉴别，以为是一手资料轻易引用，姑且不谈那些赝品，即使是真迹，应注意唐人盛行谀墓之风，某些人正史有传，劣迹昭彰，而墓志常妄加赞许，我们应该信任谁呢？近年来，不时看到一些论著的注文，见《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这些书，少的达七八百卷（《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引者竟没有“三代”二字），多则千卷，引用时不记卷次和篇名，一望可知，这些朋友根本没有看过原书，再将其引文一查，几乎无一不错，这样写作的论著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这里，顺便要对正史中的《魏书》和《宋史》多说几句。长期来，人们对此二书评价极低，诚然，《魏书》作者魏收公然自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人地”，如此言行，自然是很不好的。但不能因此对《魏书》一笔抹煞，通读南北朝诸史，并将它与《北史》对照，无法否认它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往年，周一良先生《魏收之史学》已辨其诬。我通过现存北朝诸墓志记事与魏收书进行对比，益可见前辈学者所见极是。《宋史》篇幅之大，居二十四史之冠，错讹也确是不少；加以现存宋人遗文众多，更使人对它不重视。但将它与大致同时完成的《辽史》、《金史》相比较，便不难显示其重要史料价值。我动笔写宋代屯垦史前。曾将所录《宋史》的相关资料逐条与《宋会要》、《长编》、《系年要录)、《玉海》等书所记以对比，发现它记事虽然比较简略，然而。却没有其他任何一部史书像他这样记载齐备。另外，我还注意到《宋史》的某些记事，甚至现存《宋太宗实录》(残)和《长编》等书也失记，因此，似不能轻易贬低《宋史》的史料价值。由是，我是全部以《宋史》记事为准，写出了《宋代屯垦史》。
发表论著，作者和出版社都应谨慎，要对读者负责。历史学是讲实证的。我的写作通常以所积卡片为准，多数情况下还复核了原书。出版后，尚能发现一些本来不应发生的错讹，表明自己学力疏浅，急待改进。70年代，我参加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魏晋、隋唐两章，初稿内容过多，只好压缩正文，减少出注，对原稿也未保存。出书后的数年内，收到几位青年朋友函询，有的尚能查出，有的已不复记忆，无从查找，疑难不明，很对不起读者。农业出版社所印《中国古代屯垦史》中册，没有让作者看过校样，错字众多。而且，编辑随意删去了若干段落，却没有相应地删除脚注，以致书中有些脚注与引文口径不符，令人啼笑皆非。中州古籍出版社所印拙作《唐代阶级结构研究》错误尤为突出，我虽看过两次校样，责编先生基本上没有照改。他未经商量，删了原稿一万余字，以致有些段落上下不连贯。拙稿所用数字原先一律使用汉字，让我看校样时尚未改变，出书后，一律改成了阿拉伯数字，关键是改动时太粗心了。试举一二荒唐事例。“天宝中，有课户八百九十万户”，竟变成了“有课户890” (25页)连“万”字也删去了。原稿引用台湾一位学者的统计，李德裕生平好友三十人中进士出身者十九位，藉以说明他并不反对进士科。出版后，“三十人”竟成为“3000人”(507页)。请问，三千朋友中，只有十九人出身进士，原有结论还能成立吗?一本四十二万字的书，错讹达千处以上，作者怎能对得起读者呢?我在吉林《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发表一文，编辑同志竟把文中主要观点改掉了，并未征求作者意见，仍用我的名字发表。为什么要如此强迫他人呢?文责自负，难道不行吗?当然，从我切身经验中，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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