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文书，重要者多以书囊包裹。不同性质的文书使用不同色的书囊，可能关乎一定的制度。例如，皇帝的玺书用青布囊[1]，边郡发犇命书用赤白囊[2]，宫中机密用緑囊等[3]。汉代用皂囊来封装专呈皇帝的密奏。《后汉书》卷六○《蔡邕传》记载：“以邕经学深奥，故密特稽问，宜披露失得，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自生疑讳。具对经术，以皂囊封上。”李贤注引《汉官仪》曰：“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皂囊，就是以黑色织物制作的书囊。用皂囊封装的密奏称作“封事”。《文心雕龙》第二十三《奏启》：“自汉置八能，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后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
　　李贤认为“奏封事”始于西汉宣帝。《后汉书》卷二《明帝纪》：“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李贤注：“宣帝始令众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封有正有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后魏相奏去副封，以防拥蔽。”李贤的根据是《汉书》中的相关记载。《汉书》卷七四《魏相传》：“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霍氏杀许后之谋始得上闻。”宣帝始亲政时，“领尚书者”是霍光兄子霍山。《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载霍山曰：“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人人自使书对事，多言我家者。尝有上书言大将军时主弱臣强，专制擅权，今其子孙用事，昆弟益骄恣，恐危宗庙，灾异数见，尽为是也。其言絶痛，山屏不奏其书。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中书令，即中书谒者令，西汉武帝置，由宦者充任。在宣帝以前，奏“封事”时须上正、副二封，由“领尚书者”拆看副封。霍光去世后，宣帝采纳魏相的建议，取消了副封。至此，密奏可不经过尚书，而直接由宦官出取，送达皇帝。
　　在汉宣帝以前，文献中几乎没有关于“封事”的具体记载，而在此后的史料中颇不少见，故李贤的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记载：汉文帝“集上书囊以为殿帷”。《后汉书》卷四八《翟酺传》也记载：“夫俭德之恭，政存约节。故文帝爱百金于露台，饰帷帐于皂囊。”这两条史料表明：早在汉文帝时，已有皂囊。因此，用皂囊做上书囊的情况至少在汉文帝时就已存在，而汉宣帝是对密奏制度进行了改革，取消副封，由此加强了“封事”的保密性，使“封事”的机能凸显出来。此外，“封事”不经过尚书大概也没有成为通例。《汉书》卷九九《王莽传》曰：“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可知“封事”在王莽时也不经过尚书，然而从《王莽传》的批评语气来看，史家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
　　“封事”的形式是“皂囊封板”，但皂囊却并非只用做“封事”的包装。《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瓒传》注引《典略》载公孙瓒表袁绍罪状曰：“矫命诏恩，刻金印玉玺，每下文书，皂囊施检，文曰‘诏书一封，邟乡侯印’。……昔新室之乱，渐以即真，今绍所施，拟而方之。”《后汉书》卷七三《公孙瓒传》亦曰：“（袁绍）矫刻金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检，文称诏书。”这说明诏书也用皂囊。而袁绍“每有所下，辄皂囊施检，文称诏书”，当是一种僭越之举。不过，用皂囊包装的诏书与前文所提及的用青布囊包装的玺书是不同的。《独断》曰：“诏书者，诏诰也。”[4]一般说来，诏书是面向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的文告，内容多为普遍实施的政策法令等，由朝廷发出，依次传递，规格较玺书低，也不具有太多的机密性。而玺书则封以皇帝专用之玺，是以皇帝本人名义直接发出并专达于某特定对象的文书，规格隆重，也更具有机密性。
　　在已发表的敦煌悬泉汉简中，有几处关于用皂色织物包裹的文书的记载。例如：

　　[1] 入东军书一封。皂缯纬完，平望候上王路四门。始建国二年九月戊子，日蚤食时，万年亭驿骑张同受临泉亭长杨。（悬泉汉简Ⅱ0115①：59）[5]

这是一件东行的军事文书的经过记録。其内容，除文书的去往方向，还包括文书的包装情况、寄者与收者、文书到达的时间及交接人等。
　　“皂缯”是皂色丝帛。“纬”，读为“帏”。《说文·巾部》：“帏，囊也。从巾，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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