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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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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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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皇后不育而性妒，用诏记密令毒杀中宫史曹宫产下的皇儿。“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緑绨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交给掖庭狱丞，命将婴儿置于暴室狱，后又送去装有毒药的“封小緑箧”。当得知许美人生产后，又使中黄门靳严“持緑囊书予许美人”，命将所生儿送来。“美人以苇箧一合盛所生儿，缄封，及绿囊报书予严”。“緑囊”同“緑绨方底”，而“封小緑箧”则是加封的小緑竹箱。因此，用“緑纬”来包装文书可能是表示文书的某种等级，或与其重要性或机密度有关。
简[5]与简[6]中的两件緑纬书，它们在其经过记録里没有像简[1]中的皂纬书那样被写明是“军书”。敦煌长所上的绿纬书在到达后“实时使御羌行”，似转由传车递送；而西域都护所上緑纬书则交给了悬泉佐。它们的内容不详，与“纬”的颜色是何关系亦不详。此外，尽管这两件緑纬书也寄往公车司马，但寄往公车司马未必就等同于直达最高当权者。而且，它们是由遮要置的“奴”和“马医”送来的，并未使用驿骑，或说明其紧急程度不及简[1]中的皂纬书[49]。
在元代，文书以不同的包装及颜色来表示其是否紧急：“中统元年，诏：‘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每铺置铺丁五人。各处县官，置文簿一道付铺，遇有转递文字，当传铺所即注名件到铺时刻，及所辖转递人姓名，置簿，令转送人取下铺押字交收时刻还铺。本县官司时复照刷，稽滞者治罪。其文字，本县官司绢袋封记，以牌书号。其牌长五寸，阔一尺五分，以緑油黄字书号。若系边关急速公事，用匣子封锁，于上重别题号，及写某处文字、发遣时刻，以凭照勘迟速。其匣子长一尺，阔四寸，髙三寸，用黑油红字书号。’”[50]一般的文书用绢袋封记，有牌，“以緑油黄字书号”；边关急速公事则用匣子，“用黑油红字书号”。则元时是以黑色表示紧急。
至于本文开始时所提到的“赤白囊”，包括简牍在内的汉代考古资料里并无记载。在文献中，仅见于《汉书》卷七四《丙吉传》：“此驭吏边郡人，习知边塞发犇命警备事，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犇命书驰来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犇命”，即“奔命”。《汉书》卷七《昭帝纪》：“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犇命击益州。”应劭曰：“旧时郡国皆有材官骑士以赴急难，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讨之，故权选取精勇。闻命奔走，故谓之奔命。”颜师古曰：“应说是也。犇，古奔字耳。”可知“犇命书”的确是紧急文书。因此，研究者多以为赤白囊是紧要的标志[51]。但是，由于文书的行程往往很长，又经常是成批地传递[52]，或需将它们装入某种专用的邮囊，以便传送者保管和携带，故《丙吉传》记载驿骑所持之“赤白囊”，也有可能是一种邮囊，并不一定就是文书本身的书衣。“赤白囊”以驿骑传送，已明确地显示出文书的紧要程度；而其“赤白”色，则既有可能是紧要的标志，也有可能是边郡或边军的标志。
对于汉代文书的包装与传递制度，因目前所见材料有限，只能作大致的推测。若要获得进一步的认识，尚有待于更多的简牍资料的面世和更深入的研究。 [1]卫宏《汉旧仪》卷上：“（皇帝玺书）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里，两端无缝，尺一板，中约署。”孙星衍校，《汉官六种》四部备要本。
[2] 见《汉书》卷七四《丙吉传》。关于赤白囊的考述详下文。
[3] 见《汉书》卷九七《外戚传》。关于緑囊的考述详下文。
[4] 蔡邕《独断》，《汉魏丛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刊本。
[5]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以下简称《释粹》）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0页。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在所引用的简牍释文之前添加了序号。下同。
[6]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90页。
[7]引自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一文，见《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5页。
[8] 引自《释粹》一○七注[1]，第89页。又同注所引悬泉汉简0114：206释文“緑纬孤宏缊检皆完，纬长丈二尺”，所记録的“纬”更长达丈余。此条释文，《释粹》一四六又作：“緑纬孤与缊检皆完，纬长丈一尺。”见该书第111页。
[9]《宋本广韵》卷二《登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年，第182页。
[10] 方以智《通雅》卷三七《衣服》，《钦定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文渊阁本，1989年，第857 册709页。
[11]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鳞介篇》，中华书局，1981年，第163页。
[12]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窗丛刻》，罗振玉辑，仿古香斋本于日本京都影印本。
[13]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居延汉简考证》，史语所专刊之四十，1950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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