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方和层位全都一致。而同时,简[5]与简[6]的年代又皆为“元始五年”(5)。据此可知,简[3]与简[4]这两枚记録了“皂布纬书”的悬泉汉简的年代,应在元始五年前后,即前文所推测的西汉元寿二年(前1)至居摄三年(8)之间,而不是在东汉建武年间。
在汉时和王莽时,诏书可经由丞相或大司徒下发。诏书由丞相下发的例子,如:
[7] 二月丁卯,丞相相下车骑将军、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大守、诸候(侯)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居延汉简10·30)[39]
这是一件包括了诏书与诏书行下文的册书的局部。“丞相相”,指魏相,汉宣帝时丞相[40]。据考,该册书原由数简组成,此系其中之一,内容为诏书行下文[41]。诏书封以丞相府印的例子,如:
[8] 出诏书一封,丞相府印,车师后城司马诣西域都护庭,置课验行。建平三年二月己卯,玉门隧长具兵□□□□隧长尹恭杂兴鄯善民□□□□□。(《敦煌汉简释文》513)[42]
“建平”,汉哀帝年号;“建平三年”(前4)时,丞相尚未更名大司徒。诏书由大司徒下发的例子,如:
[9] 八月辛丑,大司徒宫下小府、安汉公、大傅、大司马、大师、大保车骑(下残)。(居延汉简53.1A)[43]
“大司徒宫”是指马宫,“安汉公”是指王莽[44]。此简的内容亦应是诏书行下文。由“大司徒宫”下发的诏书,亦见悬泉汉简中的“泥墙题记西汉元始五年《四时月令诏条》”:
[10] 五月……大司徒宫、大司□……大师,承书从事,下当用……到言。五月辛巳,羲和丞通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诸侯相……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第93—96行)[45]
有意思的是,此《四时月令诏条》的年代也是元始五年。
据文献记载,在自元寿二年至居摄三年的九年中,先后有孔光、马宫、平晏等三人做过大司徒;其中马、平的时间较长,前者六年,后者三年;在元始五年这一年,前者离任,后者接任[46]。因此,简[3]与简[4]所提到的“大司徒印章”和“大司徒”,属马宫或平晏的可能性较大。而此二简所记载的几件西行的“皂布纬书”,由于它们有大司徒的印章,系由朝廷发出,又都以皂色织物包裹,故其内容很可能是诏书和诏书行下文,即“皂囊施检,文称诏书”。据《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记载,元始五年前后,王莽把持大权,多所改易,政令频出。这几件“皂布纬书”或与此有关。
附带说一下,前文所引简[5]与简[6]还记录了两件“緑纬书”,其中一件“上诣公车”,另一件“上诣行在所公车司马以闻”。“行在所”,帝王所在之处。《独断》:“天子自谓所居曰行在所,言今虽在京师,行所至耳。”[47]“公车”即“公车司马”,前者是后者的省称。将简[1]所记载的皂纬书与这两件绿纬书做比较,可见二者有相同之处:它们都有书衣“纬”;它们都是发自西北边地的公文,前者发自平望候,后者发自敦煌长和西域都护;它们都寄往公车司马即递送朝廷;此外,由前文所考简[3]、简[4]与简[5]、简[6]的关系可知,皂、緑两种纬书是同时并存的。那么,它们在性质上有何差别?
绿色在汉代可能不是一种寻常的颜色。《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盭绶。”注引如淳曰:“盭,绿也,以绿为质。”引晋灼曰:“盭,草名,出琅邪平昌县,似艾,可染绿,因以为绶名也。”“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可知诸侯王、相国用绿绶。《续汉书》志二九《舆服志》:“故曰王青盖车,皇孙绿车以从。”可知皇孙用绿车。《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可知汉文帝赐给匈奴的礼品有绿缯。又《汉书》卷十《成帝纪》:“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濅以成俗……其申敕有司,以渐禁之。青绿民所常服,且勿止。”可知在汉成帝以前,大概曾有过限制平民穿着青绿服色的规定。
在汉时,用緑色的箧、囊盛物,也许有尊贵和慎密的含意。《汉旧仪》:“印绶盛以箧,箧以緑绨表,白素里。尚书令史捧,西向,侍御史东向,取箧中印绶,授者却退,受印绶者手握持出。”[48]《汉书》卷九七《外戚传》记载,汉成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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