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史学发达，史学思想多姿多彩。在汉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注重以天道论人道、探寻历史的变易及其法则和着力阐发大一统思想，则是贯穿于始终的三条主线或三大主潮。而汉代史学思想的发展何以会演绎成这三大主潮，则与董仲舒历史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董仲舒通过构建天人感应理论，借助这种神学形式来表述其历史盛衰观，从而启发了汉代史学家、思想家们注重去“究天人之际”；董仲舒宣扬“三统”历史变易说，从而影响了汉代史学家、思想家们的“通古今之变”；董仲舒倡导大一统思想，其中内蕴的尊王论、民族一统论和思想一统论，则成了汉代史学家、思想家们阐发其大一统思想的理论路径。以下试对此作以具体论述。

一

关于天人关系问题，自先秦以来人们已经对此作了很多探讨。然而，只有到西汉中期，经学大师董仲舒为满足汉武帝“垂问乎天人之际”要求的需要，通过借助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发挥，在其《春秋繁露》和《贤良对策》（即《天人三策》）中提出了一整套“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从而才真正构建起了一套系统的天人感应理论体系。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逻辑起点或理论前提是天有意志，其主旨思想则是宣扬天命王权和天人谴告（亦即灾祥说）。董仲舒宣扬天命王权，认为“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①]在董仲舒看来，君王之所以称作“天子”，便是体现了这种授命之意：何谓天子？“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号称天子。”[②]董仲舒天命王权理论的一个重要论调是“圣人无父感天而生”说。此说源于《诗经》，《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董仲舒认为：“四法之天施符授圣人，王法则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③]在他看来，圣王的祖先乃天神所生，当上天赋予他们生命之时，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后人必然会称王天下。《三代改制质文》肯定了舜、禹、汤、文王的王权皆为天命所授，而非人力所为。经过董仲舒的大力发挥，“圣人无父感天而生”说遂成为汉代今文学家的一种系统的天命王权理论。董仲舒宣扬天命王权思想，是出于尊王的政治需要。在西汉前中期，王权是国家统一和政治有序的象征，只有强化王权，才能使西汉政治大一统局面得以维系；而强化王权的最好办法则是神化王权，只有赋予王权以神性，才可使广大臣民感到敬畏而顺从于君王的统治。与董仲舒出于尊王的需要而宣扬天命王权不同，他宣扬天人谴告则是出于“神道设教”的需要。董仲舒时代是一个普遍敬畏天命的时代，汉武帝在试策时向贤良文学们提出的“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④]便集中反映了封建帝王对于天命和灾异之变的畏惧和困惑。作为积极入世的思想家，董仲舒正是借助于为汉武帝答疑解惑的机会“言天道而归于人道”。董仲舒认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⑤]这就是说，上天对于王权的收授与否、降灾还是布祥，都是由人间的政治得失、历史的治乱兴衰所决定的。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使民众畏惧而服从于君王的统治，又可以使君王畏惧而服从于上天的意志。他希望君主发挥人为作用，以安乐民众为己任。毫无疑问，董仲舒所宣扬的这套天人感应论，就其实质而言，显然不是一种宇宙哲学，而是一种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他是要借助于这种神学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历史盛衰观点。

董仲舒构建起的这套天人感应理论体系，对于汉代思想家、史学家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无疑是产生了重要影响。

司马迁和董仲舒是同时代人，他曾问学于董仲舒，是在汉武帝推崇儒学的时代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由于共同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渊源关系，使得司马迁与董仲舒一样，也非常关注于对天人关系问题的探究，而明确以“究天人之际”作为其《史记》撰述的旨趣。同时，从思想内涵而言，董仲舒天人观之于司马迁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方面表现在司马迁接受了董仲舒“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天命王权思想，《史记》的《殷本纪》、《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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