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对于汉代史学家、思想家有着重要影响。

史学家司马迁曾从董仲舒问《春秋》公羊学，故而他对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家的大一统理论有着极深的领会。与思想家董仲舒关于“大一统”之义所作的义理阐发不同，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则主要是通过一种史实叙述来表达自己的大一统思想，《史记》从编撰体例到记述内容，无不内蕴了大一统的思想。如《十二本纪》的撰述，司马迁取年的周期数即所谓历数与自黄帝以来的帝王之数相配，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人事运行与天道运行的一致性，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另一方面以人间君王与统御万物的天相对应，旨在说明君王也应像天一样拥有统御人间的权力，体现了一种王者一统的思想。又如《三十世家》的撰述，司马迁视“三十世家”为君王的“辐拂股肱之臣”、环绕北辰的星宿，认为无论众星如何运行、车辐如何旋转，北斗星和车毂的轴心位置是永远不变的；同样，无论人间世道如何变化，君王至尊的地位也是永远不会变化的，从而体现了一种王者独尊的思想。《史记》还用大量的篇幅对黄帝以来的大一统政治作了热情颂扬，如司马迁对秦政多有批评，却充分肯定秦的统一是“世异变，成功大”；司马迁盛赞汉皇朝大一统功业，《平准书》对文景太平盛世时期经济繁荣局面作了满怀激情的颂扬，《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则对汉武帝为加强大一统局面而消除封国势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继承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同时，却也提出了一些与董仲舒大一统之义不尽相同的思想。如在民族观上，如果说董仲舒重视夷夏之别的话，那么司马迁则“不斤斤于夷夏之别”[16]，他更重视强调夷夏一统。也可以说董仲舒的夷夏观重于“别”，而司马迁的夷夏观则重于“统”。学术思想上，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司马迁则提出“阙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7]其学术思想大一统的路径与董仲舒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东汉史家班固基于对西汉大一统皇朝历史的充分认识，而断汉为史作《汉书》，以此凸现西汉大一统政权的历史地位。《汉书》的大一统思想是很丰富的，它不但对西汉一代大一统盛世作了热情讴歌，而且还重视将西汉历史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过程来加以把握，体现了其民族一统的历史意识。班固的民族一统思想，就其理论渊源而言，主要是承继董仲舒的夷夏观，但二者具体内涵却不尽相同。班固一方面接受了董仲舒的以夏化夷观，《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积极宣扬了“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德化思想；另一方面，班固出于对蛮夷民族的偏见，视他们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之人，故而又主张对蛮夷实行羁靡之策。[18]

东汉末年，随着宦官、外戚轮流专权，由此导致皇权的极度衰弱，大一统政治出现了严重危机。在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作为东汉公羊巨子，何休出于挽救东汉大一统政治局面的需要，而继承了汉代公羊学派重视阐发大一统思想的传统，并沿袭了公羊先师董仲舒的理论路径，从形上、形下两个方面对大一统思想作了系统阐述。首先，何休着重对汉代公羊家的“五始”说作了系统阐述。“五始”说是汉代公羊家关于《春秋》经文首句“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他们认为“元年”、“春”、“王”、“正月”外加“公即位”（因鲁隐公意在摄政，思虑以后还要归政于桓公，故经文首句“元年春王正月”之后省去了“公即位”这一书法定式）这五要素都体现了“始”之义，故而共成“五始”。“五始”说不见于《公羊传》，公羊先师董仲舒虽未提出“五始”之名，却已对其内涵作了初步论述，只是形上色彩还不够彰显。何休在公羊先师的论说基础上，将“五始”概括为“元年”为天地之始，“春”为四时之始，“王”为受命之始，“正月”为政教之始，“公即位”为一国之始。[19]“五始”各为一统，“元”统“春”、“春”统“王”、“王”统“正月”、“正月”统“公即位”，“五始”之间又“相须成体”，它们合乎逻辑地构成了一种天人一系的宇宙图式。而“统者，始也，总系之辞。”[20]确定天地万物的统属关系，目的就是要立统正始，立定法式。所以何休说：“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21]何休关于“五始”说的系统阐发，使得公羊学派的“大一统”形上理论由此更加完善、更为系统。其次，何休大力宣扬“尊天子”论。董仲舒宣扬尊王思想，是出于构建王者独尊的大一统政治的需要；而何休宣扬“尊天子”论，则既是秉承公羊先师的遗教、遗训，同时也是对东汉末年皇权衰落、政治无序、国家衰败的一种警世之论。何休认为，东汉末年的天子不尊，是强臣专权、妃党势众所致，因此，只有“屈强臣”、“弱妃党”，才能使王者谨守王权，天子受到尊崇。《春秋公羊传解诂》常常借史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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