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发这一“尊天子”之义。最后，何休将“张三世”与“异内外”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民族关系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董仲舒等公羊先师对于“张三世”和“异内外”之义都曾经作过表述，可是他们却都没有从中阐发出“大一统”之义来。因此，将“张三世”和“异内外”相结合来阐发“大一统”之义，这既是何休大一统理论的主要特色，也是何休对公羊学大一统理论的重要发展。何休以“三世”说来解说“异内外”，认为在“所传闻之世”（亦即“衰乱”之世），夷狄“未得殊也”，故而不存在夷夏之辨问题；在“传闻之世”（亦即“升平”之世）时，夷狄已“可得殊”，故而必须“内诸夏而外夷狄”；到了“所见之世”（即“太平”之世），夷狄通过不断进化，已经由野蛮而至文明，成为诸夏的一部分，因此这是一个“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大一统之世。[22]毫无疑问，何休的“异内外”说体现了一种民族发展的观点，对传统公羊“大一统”说作出了新的诠释。
由上可知，董仲舒的历史思想对于汉代史学思潮的出现和走向是有着重要影响的。重视对中国传统经学与史学的关系的研究，是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民族特点的十分重要的工作。董仲舒是汉代公羊大师，他的经学化的历史思想对于汉代史学思潮产生了重大影响，揭示这一史学特点，也就抓住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关节。
参考文献：
[①]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②] 董仲舒：《春秋繁露·顺命》，北京，中华书局，1992。下同。
[③]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④]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⑤] 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⑥] 参见班固：《汉书·眭弘传》。
[⑦] 参见班固：《汉书·律历志下》。
[⑧] “圣人同祖”说认为，伏羲氏“继天而王”， 炎、黄二帝继之而王，黄帝以后诸帝皆黄帝之后。
[⑨] 刘歆“汉为尧后”说的理论基点是王莽代汉，它在确定黄帝、虞舜为土德的前提下推衍出王莽的土德，进而由虞舜、王莽的土德又推出唐尧、刘汉的火德。参见拙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二编第六章第三节。
[⑩] 班固：《汉书·叙传》。
[11] 董仲舒认为孔子有其德而无其位，他托于王鲁而作《春秋》，以当一王之法，这一王之法是专门为汉朝制定的。因此，董仲舒以《春秋》为黑统制度，其实也就是许汉朝以黑统制度。
[12]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13] 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449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
[14] 钱唐说：“董子法以三代定三统，追前五代为五帝，又追前三代为九皇。”（转引自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186页）按：据《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商汤作新王，即推庖羲为九皇。
[15] 分见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玉英》、《王道》、《重政》等篇和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16]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1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7]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18] 班固：《汉书·匈奴传赞》。
[19]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下同。
[20]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
[21]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
[22] 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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