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家刘歆创立的以五行相生之序来解说历史变易和王朝更替的新五德终始说，显然也是与自邹衍以来人们古史观念的不断变化特别是董仲舒历史思想的影响分不开。首先，董仲舒的“三统”历史变易说对于刘歆新五德终始说的创立有着直接的影响。如“三统”说将古史上溯至五帝、三皇时期，[14]这一古史期与刘歆的《世经》几乎是一致的；“三统”说所宣扬的三统、三正及三道的循环变易，都不含有相胜相反之义，这与五行相生之新五德终始说有相通之处；“三统”说没有以十月为岁首的秦朝为一统所肇端的摒秦思想，对于新五德终始说宣扬的彻底的摒秦论无疑是有着重要影响的。其次，如果撇开历史运次而论五行相生，刘歆以前最早对此作出系统阐述的当属董仲舒（见《春秋繁露》）。董仲舒虽然尚未将五行相生说运用到古史的解说中去，但对刘歆构建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无疑是有重要思想启迪作用的。概言之，董仲舒历史变易思想对于刘歆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一种思想启迪作用，一方面则为其历史变易学说的构建提供了具体素材。

东汉末年，公羊巨子何休又提出了一套别开生面的“三世”学说，用以描述历史发展的过程。“三世”说的主旨思想是认为历史的发展必然经历“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时期，从而肯定历史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衰乱到太平、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体现了身处东汉衰世时代的思想家何休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所充满的一种自信。从理论渊源而言，何休的“三世”说其实也是对公羊先师董仲舒“三统”说的一种系统改造和重要发展。作为汉代公羊家的一种历史发展理论，“三世”说实肇端于董仲舒，只是董仲舒在论述其“三世”说（即其“三等”说）时，是将它视作为其“三统”说的一种别传。按照董仲舒的“三世”说，《春秋》十二世被划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三等；而何以要作如此划分，旨在体现尊新王大义，因而隐含了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何休正是在此思想基础上赋予了“三世”说以全新的内容，从而将《春秋》三世论提升为一种对人类历史发展总趋势的描述。

由上所述可知，汉代时期是一个历史变易思想多姿多彩、历史变易理论不断涌现的时代，一方面先秦《易传》的变易思想、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继续对汉代史学家、思想家有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又先后出现了董仲舒的“三统”说、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和何休的“三世”说。然就董仲舒“三统”说对于汉代历史变易观的影响来说，它不但启发了史学家司马迁等人去“通古今之变”，而且也对刘歆新五德终始说和何休“三世”说的构建有着直接的影响。

三

 “大一统”作为一种历史观和政治观，也是自春秋战国以来思想家们所着力阐发的一种思想。如儒家孟子的“定于一”思想，墨家的“尚同”思想等等，都是对这种“大一统”理论所作的具体阐述。西汉景帝时期著于竹帛的公羊学派的重要经典《公羊传》，则别开生面地从《春秋》“王正月”推论出“大一统”之义，从而最早从形上层面上对这一思想作了解说。到了西汉武帝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和巩固，时代要求思想家们对于“大一统”之义作出系统的阐发和论证。董仲舒适应时代政治需要，不但通过构建天人感应学说，从天人合一、天人一系的高度论证了大一统的合理性；而且作为公羊大师，他还以《公羊传》为理论依据，对“大一统”之义从形上和形下两个方面作了系统论证和重要发挥。

董仲舒对“大一统”形上之义的阐发，显然是承继了《公羊传》的思维方式，其切入点也是由“王正月”到“大一统”，但在对其内涵的理解上，二者有着较大的出入。《公羊传》所谓“王正月”，是指天下承奉周正（周历），一统于周天子；而董仲舒则认为天下一统于受命新王，且新王必须改正朔、易服色，以对天命进行报答，由此新王又必须一统于天。同时，董仲舒还对《公羊传》首言“元年”作了追究，认为“元”是一种先于天地、先于万物的本体，因此是天地万物之“始”；这个作为万物源头的“始”之所以称作“元”，是因为它不同于具体的“一”，是一种“大一”，所谓“元者辞之所谓大也”。[15]因此，“王正月”所体现的天下一统于新王、新王一统于天，追根溯源还必须要天一统于元。于是乎，“元”也就成了董仲舒“大一统”论的形上根源。如果说董仲舒推究“大一统”形上之义的目的在于立“元”正始的话，那么他阐发“大一统”形下之义的目的则是宣扬王者一统。为了建立起王者一统的政治历史统治秩序，董仲舒在政治上鼓吹尊王，而其尊王论的具体内涵则是神化君权和立王正始；在思想上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民族关系上强调夷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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