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可知，自从董仲舒构建天人感应理论体系，从而系统表述其历史盛衰观以后，它从理论思维方式到具体思想内涵都对汉代史学家、思想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人正是沿着董仲舒的理论路径，同时结合时代政治需要，去努力探究天人之际，阐发其天人思想的。

二

关于历史变易及其法则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就已经作了探究。儒家经典《易传》的作者就充分肯定事物变易具有必然性，《系辞下》将其变易思想集中表述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传》还进一步提出以革命的手段实现变易的必要性，《革》卦彖辞认为革命的意义在于“文明以说，大亨以正”，因而它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易发展的共同法则。儒家代表人物孟子通过对历史变易及其法则的探究，提出了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久远影响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战国后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创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五德终始说，用以解释历史变易及其法则。根据《吕氏春秋·应同》的引述，邹衍认为历史王朝的更替是按照“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循环变易的，据此，黄帝得土德、大禹得木德、商汤得金德、文王得火德。《吕氏春秋》代邹衍立言，代火者水，继周而建的王朝必将是得水德的王朝。邹衍这套五德终始历史循环变易论，对于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的历史变易观影响很大。

董仲舒的历史变易观无疑是受到了先秦思想家特别是《易传》的变革思想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故而他在《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中提出了“有道伐无道”思想，认为自有夏氏以来的历史变易是“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的一个相克相胜过程。

然而，董仲舒的历史变易思想主要还是体现在他对“三统”说的系统阐述上。“三统”说的创始人究竟是谁，现已无法确知。但从现有资料来看，对这一学说记述最为详尽的，当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因此，“三统”说无疑是董仲舒历史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董仲舒的“三统”说从表面上看宣扬的是一种历史循环变易论，因为它认为历史王朝是按照黑、白、赤三统顺序循环更替的，以此来对应历史朝代，则商朝为白统，周朝为赤统，《春秋》为黑统[11]；从实质而言，它却是主张“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12]，以更化救弊为目的，强调汉皇朝更化的必要性，因而是一种历史更化论。如果我们将董仲舒“三统”说与邹衍五德终始说作一比较便不难发现，二者虽然在形式上都是宣扬历史循环论，但是它们的内蕴却明显不同，五德终始说的五德变易是一个相胜的过程，而“三统”说的三统循环则是一个更化的过程，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说的，“董氏三统、三正之变，只是同一个道在不同阶段的展现形式之不同”，认为“既是救弊，便没有五行相胜说的前后相反”。[13]因此，同样都是历史循环变易学说，五德终始说是一种改朝换代的学说，而“三统”说则是一种巩固政权的学说，它们的政治作用是不相同的。

伴随着董仲舒经学思想正宗地位的确立，董仲舒的“三统”历史变易学说自然也对汉代史学家和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它启发了汉代史学家和思想家们注重运用变易的观点去看待历史；另一方面它或者直接被汉代史学家和思想家们用以表达他们的历史变易观，或者被他们作为用以构建其历史变易学说的重要素材。

史学家司马迁重视探究历史变易及其法则，“通古今之变”是其撰述《史记》所奉行的重要旨趣。而从思想渊源而言，司马迁的历史变易思想不但受到了《易传》“《易》穷则变”思想的影响（司马迁的易学有家学渊源）和邹衍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司马迁主汉为土德说），同时也受到了董仲舒“三统”说的重要影响。司马迁受董仲舒“三统”说的影响，不仅表现为重视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来观察历史，即所谓追溯其原始，察究其终结，以期对历史运行的盛衰法则作出把握；尤其表现在对“三统”学说的具体吸取上。如《天官书》接受了董仲舒“三统”循环理论，认为天运有三五循环之变，而天人一系，故“为国者必贵三五”。肯定三五循环之变是天人之际普遍存在的一种法则。《高祖本纪》则直接援用董仲舒的“三道”循环变易说（“三统”说之一种）来解说自夏朝以来的历史演变，认为夏、商、周三王之道分别为忠、敬、文，而接周而建的秦朝却不知变道救弊，实行忠质之道，汉朝则能“承敝易变，使人不倦”，故“得天统矣”。由此来看，《史记》确实对董仲舒的“三统”说作了重要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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