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驿或亭[32]。因资料短少，汉时敦煌郡内驿马站点之间的距离尚难以确定。但《续汉书》志二九《舆服志》中有这样一条记载：“驿马三十里一置。”这与上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所规定的西北边地邮站之间的距离为三十里是一致的。若以“悬泉”到“平望”的距离为三十里，以“夜几少半时”到“夜少半时”为二分之一时，取十八时说(即二分之一时为四十分钟)计算，则传送“皇帝橐书”的速度能够达到一昼夜千里；取十六时说（即二分之一时为四十五分钟），则该速度接近千里[33]。可知《汉旧仪》的记载或非虚言。
当然，驿骑的传送速度大概亦分等次，传送玺书者为其极，而传送其它文书的速度当逊于玺书。不过，凡以驿骑传送的文书，必属要急。而简[1]所记之东行军书，系由“万年亭驿骑张同受临泉亭长杨”，这表明：当地确有名为“万年”的亭；该军书由临泉亭的亭长送来后，交付给了万年亭的驿骑传送。其以驿骑传送，且以皂色织物包裹，当是专达皇帝的要急密奏。因此，这件军书有可能是一件用皂囊包装的“封事”。
在悬泉汉简中还有两处关于“皂布纬书”记载：
[3] 入西皂布纬书一封，大司徒印章，诣府。纬完，赐……从事宋掾书一封，封破，诣府。（悬泉汉简Ⅱ0114②:89）[34]
[4] 入西皂布纬书二封，大司徒□□□□□□□。蒲封□□□□□□□□□□……纬破。一护羌校尉□□□□□□。（悬泉汉简Ⅱ0114②:275）[35]
以上两简都是西行文书的经过记録。简[3]记録“皂布纬书一封，大司徒印章”。简[4]记録“皂布纬书二封，大司徒……”，其下文字缺失，依照简[3]文例，“大司徒”下亦应有“印章”二字。《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緑绶。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可知“大司徒”就是丞相。又《续汉书》志二四《百官一》“司徒”条本注曰：“司徒……世祖即位，为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因此，这两枚简牍的年代，应在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至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之间。
悬泉汉简的出土地点悬泉置在敦煌郡效谷县，位于敦煌郡治所之东，是西行文书所经之处，故简[3]所谓“诣府”是指送至敦煌郡太守府。简[4]中有“一护羌校尉”等字，其下文缺失。因护羌校尉远在东方[36]，故其恐非简文所记西行“皂布纬书”的目的地。但我们可将此有关护羌校尉的记载作为判断简[4]的年代的依据。《汉书》卷九九《王莽传》：“（居摄元年）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二年春，窦况等击破西羌。……（居摄三年）衍功侯光私报执金吾窦况，令杀人，况为收繋，致其法。莽大怒……及况皆死。”窦况死后，在王莽秉政期间，文献中未再有关于护羌校尉的记载。《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九年）复置护羌校尉官。”李贤注：“《汉官仪》曰：‘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节，以护西羌。王莽乱，遂罢。’时班彪议，宜复其官，以理冤结。帝从之，以牛邯为护羌校尉，都于陇西令居县。”《后汉书》卷八七《西羌列传》也记载：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从之。”护羌校尉始置于西汉武帝时，居摄三年（8）窦况死后废止，东汉光武帝建武九年（33）复置。据此，可对简[4]作进一步的推测：它的年代应当在元寿二年（丞相更名大司徒）至居摄三年（窦况死）之间，或在建武九年（复置护羌校尉）至二十七年（大司徒更名司徒）之间。
又，简[3]的编号为Ⅱ0114②:89，简[4]的编号为Ⅱ0114②:275，将二者比较后可知：其表示出土区位的罗马数字相同，都是“Ⅱ”；其探方号相同，都是0114；其层位号也相同，都是“②”；故可推定此二简的关系密切，年代大致相同。按照类似线索，如能在悬泉汉简中找到与简[3]、简[4]的前编号相同而简文里又有年号的简，就可以更进一步地推测此二简的确切年代。悬泉汉简中恰好有这样的简：
[5] 入东緑纬书一封，敦煌长上诣公车。元始五年二月甲子旦，平旦受遮要奴铁柱，即时使御羌行。（悬泉汉简Ⅱ0114②:165）[37]
[6] 出緑纬书一封，西域都护上诣行在所公车司马以闻。緑纬孤与缊检皆完，纬长丈一尺。元始五年三月丁卯日入时，遮要马医王竟、奴铁柱付县(悬)泉佐马赏。（悬泉汉简Ⅱ0114②:206）[38]
简[5]与简[6]的前编号也是Ⅱ0114②，与简[3]、简[4]相同，说明这四简的出土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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