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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汉唐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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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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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读书粗而不细，抄录资料选材不精，写作肤浅，存在的问题是众多的。
不少师友们以为我是唐长孺先生的研究生。很可惜。我没有这个缘分。大学一年级听唐先生讲课时，幼稚得很，还不知如何学习。大学毕业后虽有二年随从唐师，除了随他来京的半年时间外，其余岁月，我们甚至极少见面，也是无从问津。60年代，唐师来京点校北朝诸史，星期日有时来舍下聊天。只在这时．才正式听他谈怎样领会吕思勉、陈寅恪、李剑农三位前辈治学的方式以及他本人从事科研如何选题以及慎重选用资料等等，有关这一类的谈话不很多，对我的教育却很大。70年代，陈仲安先生邮寄唐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料学讲义（油印稿）给我，读后很有启发，对我很有帮助。近十年来，有几位唐先生的学生口头或是书面对我说，唐师对他（们）讲，张某掌握史料比自己多。我都是立即指出这不真实，很可能是出于误会。唐师晚年，目力损坏，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山居存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三部书稿，我都是第一读者。或为校对引文，或代看校样，或稍作整理修补。我都是按唐师所示意图办理。某些个别改动也是在他同意下去做的。如果他视力好，必然干得要出色得多。不虞之誉，极不正确。《山居存稿》的跨度大， 自汉魏以至辽、金、元。收存写于30年代的旧稿，也有80年代的新作。我认真作过整理，还看了两次校样。出书后，出版社让我写一书评。再复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些错讹，尤其是该书二百八十七页贾循事迹一节，说贾循两《唐书》无传，其下引姓氏书作了些推测。所述不符史实。《新唐书》卷192《忠义·贾循传》记事甚详。我工作粗心，整理时竟未发觉。为此，在写书评时主动作了点自我批评。今重提此事，表明我对史料并不娴熟，如果唐师视力好，决不会出现这类不应有的错讹。
唐师逝世．周一良、田余庆二位先生共创挽联称：“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史学大师。周、田二先生如许推崇唐先生，唐师有知，必愧不敢当。当然，我不是说，唐先生的学术观点都没有超越寅恪先生。不，不是这样，我认为唐师以及至今健在的周、田诸先生等人都有超越寅恪先生的地方。已故蒙文通先生说得好：“学生总得超过先生，如不能超过先生，纵学得和先生一样，还要你这个学生作何用?”凡是学习六朝、隋唐史的人，谁也不能绕过寅恪先生。必须虚心好好地向他学习，不这样，是不行的。但学习是为了前进，而不是盲目崇拜。近年有一种造神活动，把寅恪先生当神崇拜，那不是科学态度。有些善于学习寅恪先生的学者甚至并非他的学生。其学术成就远比那默守成规经常空喊造神的人大得多。寅恪先生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听过寅恪先生讲课的人回忆说，同一条历史资料，在不同岁月讲授，阐述便不尽相同，表明他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时近21世纪。自然不能让人完全重述几十年前的所有现成结论。马克思主义要适应时代前进而发展，而陈先生对魏晋、隋唐史的所有研究结论难道可以万世不变吗?新的时代，很需要年青一代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注重开拓新的课题。唐代佛学中善于学习有成就的人尚且不拘泥师说，难道现代科学的历史研究反而要有造神活动，顶礼膜拜，真是咄咄怪事!
马克思把历史学看作“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①治学要创新，但必须是实证性的。50年代，持续批判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主张，说是唯心主义，实是冤枉。建国后持续几十年的大批判，把不同学术观点，一律作政治批判，这种十足霸道行径，造成了学术的沦落，教训多么深刻啊!
还是50年代，报刊点名批判邓广铭先生提出治史四把钥匙（年号、职官、地理、版本目录学）是不要马克思主义。我对此很有体会。以往我不懂版本也不注意版本，有书便看，并摘抄了不少。例如晋张华《博物志》早已散佚，现存辑本篇幅很小。我在不同年代数次看过它，但未注意版本。当我需要使用时，发现所抄出卡片的文字很有出入，不知该怎么办?我通读了《全唐文》，抄卡片不少，有一次需用一条资料，持卡片去图书室查对，发现文字甚有出入，深为困惑不解。适逢张政娘先生在，向他请教，方知《全唐文》有扬州和广州刻本，扬州刻本通常比较好。我没有版本学知识，所遇麻烦很不少。邓先生主张重视版本目录学有什么错呢?学习汉、唐史，同一职官名称，其内涵与隶属关系，历代大有差异，如此等等，不知道怎么行呢?我深刻体会到前辈学者所总结的治史经验是太宝贵、太重要了，以往那些胡乱批判，只能导人以愚。
长期来，治秦汉史以四史为重。30年代居延简出土，寰宇震惊。50年代，我曾粗略看过劳干先生在40年代的释文，稍知一二。70年代以来，睡虎地秦简、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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