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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汉唐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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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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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地表示，同意请求，就在本所学习近代史秦汉一段，还说，如果将来想学现代史，那就学习魏晋南北朝史。同年11月，再找我谈，让我回武汉跟唐长孺先生学习。他说，唐先生主要研究魏晋隋唐史，对秦汉史也很熟，你想学近代史，去那里学吧!于是，我回到武汉，开始了对秦汉史籍的阅读。那时，诸史尚无点校本，初读线装书困难极多，硬着头皮慢慢啃。唐先生当时兼任历史一、二所研究员。1957年4月，他带我来京，他常去科学院图书馆看敦煌胶卷，令我随往抄录。有时我们也参加研究所内的“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会议。9月中旬，我们自京返校，全身卷入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已无空隙看书了。
1958年2月，武大通知我随大学生去湖北红安参加鄂豫皖苏区党史调查。当年大旱，白天忙于抗旱，晚上作走访调查。直至9月底返校。立即投身大炼钢铁运动。同年11月，历史所调我回京。在武汉二年，很少有机会接触唐先生，心中只有无奈的失落感。
1959年初，我被借调去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筹建工作一年，分工搞秦汉、魏晋时的文物陈列。为适应工作需要，努力阅读了建国十年来有关本段的文物考古文章，增长了不少相关的知识。
1960年初，下放山东曲阜农村劳动一年，在那艰难岁月，当年麦收前的几个月内，我们每天以白薯枯藤及树叶等充饥，还要参加大田劳动，全身迅速浮肿，健康大坏。这一年的唯一收获是通过劳动，使江南出生的我知道了不少北方旱作的知识。
五六十年代之交，在厚今薄古政治气氛下，读线装书与白专道路划等号。虽无明文禁止写古史论文，但不能自由投稿。机关领导全力抓大批判，大批判文章易于发表，学术论文须经学术秘书处审批才能投稿或发表。
《毛选》第四卷出版，掀起了学习高潮。在此前后，斯大林、列宁和马、恩的选集和全集迅速译成中文陆续出版。白天可以合法地阅读它们，我很注意经典作家对前资本主义时期特别是中世纪的有关论述，由是寻章摘句，先后抄出六万多张卡片。通过多年阅读，服膺马克思主义，诸如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一系列基本观点，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并初步认识到马列经典著作是大师们分析解决具体问题的结晶，是方法论，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可是在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要从中学习他们分析租处理各种复杂社会伺题的方法。我对大批判文章引用个别马列词句当标签很反感，但在自己先后发表的论著中也存在类似引用马列词句以代替自己作深刻分析的简单化倾向。由此深知，学习马克思主义全在于运用，表里一致，实在是很不容易。
60年代成天搞大批判的岁月，那时很少电视，到了晚上，大家习惯了早睡。我的办公室是在二层楼上，楼下一层是图书室和书库。为了保证书库安全，照例在下班时由图书室人员锁上前后门，我和图书室何墨生先生等混得很熟，得以借出大批线装书放在办公室，白天是大批判不能看，每天下班前。我从他们手中拿到大门钥匙，负责及时锁门。晚饭后，我便睡觉，十点前后起床，开门入办公室，自由看书写作，拂晓锁门回集体宿舍再睡，上班前再去打开办公室大门。如此日复一日，偷看了不少书，抄了数以万计的资料卡片，并写出了十七八万字的秦汉史论文。由于读史是从《资治通鉴》开始，读线装书也较多注意政治史，论文选题也大致如此。这一切那时不能对人说，老先生贺昌群对我极为关心，他乐意帮我修改。1964年5月]4日给我写信说：“文稿已阅过，提了一些意见……得暇望来一谈，近来工作情况如何?甚念。”他非常细心地用铅笔将文稿作了不少批改，我是太感谢了。取回后，紧锁办公桌内。其后去农村“五七”干校，也未取出，连同三十九盒读书卡片都堆在办公室内。等到从干校返回北京，办公桌已不知去向，文稿自然不存。卡片盒被推出室外，资料也散亡过半。1972年9月27日，我去看望病危的贺先生，他仍谆谆教我不要灰心，说我年青，秦汉史有基础，丢了可以重写，还会写得更好。我满口承诺了。但我迄今并未兑现诺言，思念及此，很愧对九泉下的贺昌群先生。
1962年秋，历史所突然通知我参加《中国史稿》隋唐卷写作，我只好从零开始，努力阅读隋唐史籍，忙于编写史稿。其间，我写了一篇唐史论文，投寄《历史研究》编辑部，附信请他们转北大汪篯先生审稿。我并不认识汪先生，曾听唐先生说是位唐史专家，故特此提及。汪先生审稿后，写了三四千字的意见，对拙作进行了全面评估，编辑部将审稿意见打印，分发历史所和近代史所，作为培养青年的指导性文件。汪先生还应我的请求，和我面谈一次，纵论今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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