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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唐德刚教授认为，中国自有外交以来，出现过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算那两个，顾维钧则算半个。本人以为不然，顾维钧应该算一个，而那两位各算半个。
唐教授评论的理由是因为顾维钧未曾有过决策权，而他认为李、周都有过决策权。其实这个理由并不成立。无论李鸿章或者周恩来，都必须听命于一人，他们从来不敢违抗此一人的任何旨意，所谓决策权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与之相反，顾维钧却行使过决策权，在巴黎和会上他和陆徵祥就决定不理会北京政府的命令，自行决定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1919年5月20日，北京政府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当保留签字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北京政府24日训令：“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但顾维钧在因病住院的陆徵祥支持下，违抗北京政府训令，拒绝出席6月28日对德和约签字仪式，完成中国近代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无论李鸿章或者周恩来都不曾有过这样的魄力和勇气，因而也从未实现过类似的壮举，于是只能留下“违心地”遗憾。
顾维钧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华民国外交史。其丰富与成就足以令世界刮目相看的。若细说起来，需要有一大批外交史专家方能够完成，绝不是我们这样的业余货色所能概括的。于是只能选择一个小小话题来谈论，这个话题我选择“弱国无外交”。如此似是而非的命题，已经成了许多人的天经地义。其实它大谬不然。所谓外交，定义很多。无论西方的、前苏联的仰或我们自己的，都离不开“和平手段”四个字。也就是不必战争解决问题，却要维护国家利益。如果“弱国无外交”，那么弱国也就死路一条了！试想，只有战而不能胜才有资格称为“弱国”，如果连和平手段的外交也没有了，又何以生存呢？只有亡国了事，别无它径。
顾维钧所生活的中国，被定论为“弱国”。这个定论应该不差，自清末以后，无论别人打上门来（如鸦片战争），或者自己向别人宣战（如八国联军），中国都只有一个“败”字可言。独裁者便只好割地赔款，以保自己的统治得以延续。然而外交还是有的，否则李鸿章便不能称之为“外交家”。他的外交即是努力使国家和民族的损失降到最低地步。到了顾维钧这里，一批在美国、欧洲留学外交的专业人士进入外交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也才开始。
顾维钧的成名，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这次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的外交活动，除开有辱国权的对德和约之外，其实还有许多辉煌。 1月27日中午，中国代表团接获通知，次日下午三时出席五强决策会议答辩，以回答日本代表上午拟提出的占领山东的要求。仅有24小时的准备时间，而且尚不知道日本代表会说些什么，但顾维钧以三十分钟的精彩发言，致使“全场鼎沸，掌声如雷”。以美国总统威尔逊为首，五强代表团纷纷离席，拥向前来与顾维钧握手致贺。甚至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爵也心服口服前来握手，并鞠躬致意。一时成为当地以及世界许多地方报纸的轰动新闻。法国总理克莱蒙梭事后评论道：“顾维钧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日本当时属五强之一，中国是弱国。[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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