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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弱国就没有外交吗？非也，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因为强国外交借助国家实力，多少都有以强凌弱的态势，外交的姿态也就来得粗犷。而弱国只有依靠外交的成功，才可能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尊严，它的外交必须细腻，必须技巧与严正结合。可以这样说，日本在政治上胜利了，但在外交上却失败了。强国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只有弱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尽管是被逼出来的。接下去，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不但维护了国家尊严，还首开拒绝签字之先河。后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南美洲各国等国也学着中国代表的样，采取了拒绝签字的外交手段。如果说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榜样，从此次和会就开始了，怎能说“无外交”？而顾维钧等，除拒绝签字对德和约之外，还以侵犯土耳其领土、主权完整为由，拒签对土和约。中国又显示了主持国际正义的形象，难道也算“无外交”？不光是拒签，顾维钧等外交官签署了对奥和约，不仅成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之首创，而且因此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后来还被选为国联行政院六个非常任会员之一。首次进入并被承认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此前中国被认定为非国际社会成员，无资格适用国际法的！
此外，中国还签署了对匈（牙利）、对布加利（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等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 巴黎和会除对德和约有辱中国主权外，其他都取得相当的外交成就。加入国联以后，中国挫败日本的反对压力，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庭的第一个中国人。所有这些，都是凭借外交活动取得的！怎能说“弱国无外交”呢？
当时的《东方杂志》报导：“被举（选入国联行政院－本文作者注）以后，惊骇者若而人，庆贺者若而人，华族寓公，人人色喜。记者目击情状，汗流浃背；思中华民国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在国际上所处之地位，已与列强同等矣。”英国驻北京公使艾思顿（Beilby Alston）在给英国外交部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尽管内部可悲的困难，中国赢得外国更高的尊敬；当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时，国际尊敬的高潮开始涌起。日本虽然取得当时政治上的胜利，中国赢得道德上的胜利，并在赢得国际行政院席位时达到巅峰。”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外交胜利，在国联中，顾维钧不失时机地向国联大会提交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山东权益的“鲁案”，迫使日本表示只要日中开始单独商议，愿意归还山东权益。顾氏不许有条件地归还，拒绝单独开议。最终于1921年11月12日由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中国在会议上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日本迫于美、英压力，终于在1922年2月4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二十一条及山东问题的换文、对德和约关于山东的条款被推翻；并于6日签订了《九国公约》，强调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给予中国以自行发展的最好机遇。 华盛顿会议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首次没有丧失反而争回某些权益的外交活动；也是世界列强首次全面而且具体地同中国讨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会议。为以后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上，全部是外交活动所取得的胜利，何言“弱国无外交”？
随后，顾维钧于1924年5月同苏联代表加拉罕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这不但是近代中俄第一次平等地签订条约，也是中国凭借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开始。
1925年6月24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各国政府发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照会，要求召开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同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共13个西方国家参加。11月19日会议第二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
1926年1月12日，同是上述关税会议的13国在北京召开法权会议，讨论废除治外法权的问题，中国代表王宠惠正式提出废除治外法权的提案。虽然此次会议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尽如人意，但同年8月31日《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签订，也收回了过去丧失的相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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