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在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而形成了一种海上商业资本。自明代开始实行的海禁政策使海上商业资本只能在中央政府的禁令的压制下艰难地发展，海商集团就是在禁令的高压下派生出来的海商武装走私集团。官方禁令的压制使其对官府带有与生俱来的对抗心理。到郑经这一代，由于占据了远离大陆的台湾这样一个有利于发展海外贸易的稳固根据地，其民族意识便日渐淡薄，独立意识反日益滋长，因而不思统一，反求分裂。郑经曾说，台湾“东连日本，南蹴吕宋，人民辐辏，商贾流通。王侯之贵，固吾所自有，万世之基已立于不拔”（《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P70 ）。这段话比较清楚地反映出郑经的分裂心理。

　　②台湾经济的发展和逐步自立为其分裂的企图提供了经济基础

　　郑氏集团占据台湾后，把沿海数以万记的人民移入台湾从事垦殖，在台湾推行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又实行寓兵于农的屯田制度，与此同时，郑氏集团又与英国、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越南、写落暹罗、吕宋等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从中获取大量军需物资和巨额利润。这样就使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性逐步减少，逐步走上自立自强的道路。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郑氏集团不肯与大陆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郑经在给其舅董班的信中更明确表示，台湾“幅员数千里，粮食数十年，四夷效顺，百货流通，生聚教训，足以自强。又何幕于藩封？何羡于中土（大陆）哉？”（《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P69 ）。可见经济上的独立强化了郑氏的分裂意识。

　　③台湾海峡的阻隔和郑氏集团海上力量的优势使其在军事上有恃无恐

　　台湾海峡这一天然的军事屏障，使郑氏集团产生了一种安全感。郑氏的水师久经战阵，熟悉海疆情况，有丰富的海战经验。这支部对经过郑氏三代的苦心经营，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一度成为中国东南海域无与匹敌的海上力量，即使荷兰舰队都对其畏惧三分。在长年和平对峙的时期里，清军对台湾没有采取任何积极主动的军事行动，这样就使郑氏集团更有恃无恐。

　　④清军某些前方将领在和谈中的让步促使郑氏的分裂野心不断膨胀

　　在郑氏集团乘“三藩之乱”进犯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期间，以康亲王书杰为首的清军前方将领多次派人同郑经和谈。一些清军将领为及早结束久拖不决的战事，在和谈中对郑氏讲了些不负责任的话。如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七月的和谈中，康亲王向郑经许诺，如果郑军撤出沿海岛屿，退守台湾，就带应郑氏把台湾变为中国藩属国的要求，并与台湾“通商贸易，永无嫌猜”（《台湾外志》卷二十）。康熙十七年（1678年）再次和谈，清军将领赖塔在给郑经的信中竟说，如果郑经肯退守台湾，则“本朝何惜海外一弹丸之地”，郑氏可永远占据台湾，“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纳贡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魏源《圣武记》卷八）。

　　清军前线将领的这些话，不但没有换来和平的局面，反而纵容了郑氏的分裂行为，使其分裂野心更加膨胀。

　　3.清政府和谈政治策略的得失

　　清政府在统一台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将以和谈方式统一作为对台基本策略，无论两岸在和平对峙时期，还是在双方兵戎相见的军事对抗时期，甚至在清军攻克澎湖、兵临台湾，在军事上有绝对取胜把握的最后阶段，清政府都没有放弃和谈，最后终于实现了对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

　　同时不能不看到，清政府为和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显示了充分的诚意，也作出过重大让步，但前9 次和谈都失败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究其原因，除了郑氏集团的坚持分裂、反对统一的客观因素之外，从清政府主观上讲，主要失误在于其和谈策略缺乏足以对郑氏集团形成致使威胁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做后盾。清政府与郑氏集团之间的矛盾，是尖锐对立的对抗性矛盾。面对这样的对手，要实现统一，武力行动应置于主导地位。但清政府不但没有及早地、迅速地建立起一支占据优势地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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